文化领导权的观点

　　1.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

　　市民社会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了葛兰西这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重要公式，由此得出了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简言之，就是代表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从而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就是统治阶级用非暴力手段扩大和强化其权利的领域。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得被统治阶级对“合法”统治的认同，构筑起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2.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主体

　　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两个部分，传统知识分子是维护旧统治的社会集团，而有机知识分子是对无产阶级社会结构起到一定维护作用的，拥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念的社会集团。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构建党的领导和群众实践经验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一个阶级要想最终获得领导权，就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进行指导，而是要以促使全体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普遍的文化启蒙为己任。他指出：“无论如何，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

　　3.文化领导权的实施战略

　　阵地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西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失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使葛兰西认识到，东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因为，当时的俄国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市民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即使西方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层面，还是会通过合法的文化领导权强有力地支撑着社会和国家。由此可见，在西方必须采取与东方国家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所谓阵地战，就是指在资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真谛，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教育无产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从而首先在文化领域夺取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最后再夺取整个国家的政权。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一如既往的‘领导’。”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基础做支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涣散的，政权是不牢固的，只有通过文化领导权把广大人民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确立“合法的”统治，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