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的发展

　　虽然源自对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深入思考，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并不同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因为这里的领导权不仅关涉政治的支配权，还有意识形态的支配权。为了回应法西斯在意大利如日中天而西方革命逐渐退潮的危机，文化领导权给出了一条打破意识形态和阶级之间的经济关联，建立起一个由异质性的经济群体组成的稳健的社会集团，通过形成大众意志而赞同建立领导权的道路。可以说，文化领导权就是“民族－人民的”集体意识不断辐射的过程。然而，尽管从提出到葛兰西逝世时期，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在政治层面上并未收获实质性进展，但它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被拓展而获得质的深化。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在于，其将文化构成或文化空间视为一个可以进行积极争取和干预的领域。赞同认可、自觉服从、自动融入、筑成堡垒，葛兰西对于文化权力在国家和社会进路中的深刻描述，以及其理论本身所体现出的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品格，使得文化领导权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理论意义上的继承和延伸。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中，带来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被称为“葛兰西转向”。约翰·斯道雷认为，受领导权理论启发而重新阐述的大众文化，超越了先前“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片面性，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文化工业所强加的统治性文化，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谈判的场所，“它是来自下层的力量和来自上层的力量的混合，是充满矛盾的：既有商业性，也有本真性；既是结构，也不乏能动性；既是霸权，也是对霸权的反抗。”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变化是，文化研究的着力点不再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大众在文化消费行为中消费这些东西并制造意义的过程和方式，是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文化中的意义。文化并不是某种早已制造出来为我们所“消费”的东西，而是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即“使用中的生产”实践中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由于对文化的阐释始终是一定政治空间和教育语境中的实践，因此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而来的“葛兰西式的立场”也始终坚持在能动性与结构之间，在生产和文化消费之间的辩证运作。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价值就在于它首次将大众文化置于国家活动领域的中心。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大众文化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使用方式，他称之为“关于领导权的具有巨大生产性的隐喻”。文化领域的标志即在于，“以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社会利益，努力对文化文本进行接合/表达、解接合/表达和再接合/表达。”［文化机构及其行为和过程在这其中至关重要。“国家是调和文化机构和阶级关系的主要力量之一，将它们纳入特定的格局并总合进一种特别的支配战略中去。”虽然在文化权力模式的变化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文化作用并不是简单地、直线性发展，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但领导权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扩大了的文化作用(即葛兰西所扩展了的国家理论的要点)这一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