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自直播行业兴起以来，有关直播行业的纷争就没有停过，低俗擦边球、恶趣味等内容不断挑战着人们的下限。

或许是因为直播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行业内部鱼龙混杂，一些主播在内部竞争中不占优势便想着“另辟蹊径”，为了赚取利益做出挑战行业底线的行为。

这些行为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直播打赏的相关议程，直播打赏对于青少年价值观、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影响引发热议。

光鲜亮丽的“网络行乞”

“感谢大哥送来的XX”这可能是网络主播们最常见的一种话术，在不知名的小主播直播间中，观众甚至可以通过打赏免费的礼物换来主播的一句感谢，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的直播发生。

曾经有一位朋友嘲讽打趣，“你给主播刷礼物，主播讲一句感谢大哥，你刷的多点主播就再跟你聊两句，甚至满足你的小要求。相当于你拿钱买主播的服务，双赢。”

在某直播平台的首页推荐直播间中可以看到，一位衣着“清凉”的女主播在与观众们聊天，一但出现打赏金额较高的观众，主播就会进行语言、动作等多个角度的诱导，甚至是以私人微信换取“大哥”的礼物。

通过继续观察同类直播间可以发现，这些主播的直播间中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夏季。这其实就是在打低俗色情的擦边球，他们对于直播的审核规则有着深刻地了解，并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平台允许的范围之内。

许多主播借助这种擦边球行为或是一些直播套路来赚取观众的礼物，这种轻而易举得来的“快钱”成为了他们吹嘘的资本。

在部分主播的吹嘘下，一种荒诞的说法流传开来，“当主播轻轻松松，年入百万”。有人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网络行乞”，通过卖惨、套路、低俗等方式换取打赏，光鲜的外表也难以掩饰无底线的行为。

若只是小范围的狂欢也不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网络行乞”已然对全行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凤凰网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位年轻人将自己工资的83%都用来打赏主播。

根据《2021年直播产业人才报告》可以发现，直播行业低龄化趋势明显，2021年第三季度16-24岁的求职人员同比去年增长了5%，总人数占比近一半。在直播行业求职人员中，视频主播的投递率排名第四。

平台能离开打赏?

直播打赏是直播商业模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属于是直播变现的一种主要方式。在这种模式中平台提供“场”，主播与用户在“场”中互动，主播提供内容吸引用户打赏，主播拿取部分，其余反哺平台。当然伴随着电商直播的出现，直播带货也是直播行业变现的一种方式，并且变现能力较前者而言更加稳定。

不过，对于传统直播内容来说，直播带货并不是最优选的变现方式，直播带货对于主播的直播内容以及直播模式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直播效果也会发生不可预计的变化。

以虎牙游戏区的一位头部主播董小飒为例，他曾经开设淘宝店，并在自己直播间打广告。这种方式许多主播都尝试过，但是他们不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带货，于他们而言带货只是一种增收的方式。

直播打赏除了是主播的一项收入之外，它还以一种激励的形式存在于平台、主播与用户之间，作为UGC内容为主的直播平台，用户打赏无疑是对于直播内容的一项重要反馈。

综合来看，当下的直播平台收入占比中直播打赏占到了极高的比例，有数据显示，斗鱼在2021年第三季度直播打赏营收占比94.1%，虎牙在2021年第三季度直播打赏营收占比87.4%。

所以，不论是以游戏、娱乐为主的传统直播平台，还是新兴的电商直播平台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主动割舍直播打赏。

直播打赏何去何从

从两会声音来看，当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关闭直播打赏这一功能，如果无法关闭直播打赏功能，那就应该降低主播直播打赏分成比例。“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热火朝天，捧红了一大批吸金能力强的‘网红’，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蹭流量无底线、网络行乞、数据造假、内容低俗等，令人堪忧。”

目前看来，想要关闭直播打赏功能可能性较低，毕竟当下直播平台都在向主流文化靠拢，知识直播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直播平台输出的不再只是泛娱乐内容。

例如B站，去年考研前夕B站发布了近半年的考研视频直播数据，该类型的视频播放量高达8.18亿次，相关的直播间开播139万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为直播打赏设置三天冷静期，并可限制恶意撤回。首先，冷静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为未成年巨额打赏提供缓冲，便于家长及时发现止损。重庆晨报曾报道过一个小学生打赏主播8天共消费1.38万。法制晚报也曾报道过一名未成年少女三个月打赏主播65万。

在《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之探讨》中指出，近五年来，有关网络直播打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多达六百余件，并且还有增长趋势。

其次，限制恶意撤回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为了防范别有用心之人借助时间差达成不可告人目的。

综上所述，两种观点皆有可取之处，但是想要解决网络直播打赏的负面影响，除了对其本身进行整改之外，一些积极的正向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