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运营模式(解读富豪都是怎么经营私人美术馆的)
如果说官办美术馆像在平静湖面上行驶的大船,那么民营美术馆更像是海浪中搏击的小舟。前者有源源不断的、相对稳定的财政拨款,后者的命运完全系于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创始人的个人意志。
这是“企业家与美术馆”系列的第三期。前两期分别是《吴昌硕和齐白石都分不清,为何富豪还热衷艺术收藏》,以及《无论是陈东升还是戴志康,企业家建美术馆是不是玩物丧志》?
我试图呈现一位美术馆界“老兵”的工作感受。借助他的视角,我们能够走到美术馆后台,近距离观察企业家与美术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 访 | 沈其斌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理事会理事长
撰 文 | 孙行之
责 编 | 施 杨
证大集团遭遇重创,但喜玛拉雅美术馆还在。或许到了这个时候,才是考验一家美术馆生命力的时候:在资金来源上,在声望上,它能否脱离“母体”独立存活?绝大部分民营馆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沈其斌领导下的喜玛拉雅显得有些特殊。
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是:据业内估计,中国90%民营美术馆馆长任期不超过4年,而沈其斌与戴志康合作10多年。沈其斌曾短暂离开美术馆,但在2019年戴志康自首后,他接任了美术馆法人。
“戴总对我有恩,我要报答他,怎么报答,不是喊口号,用我的存在来报答”,他知道,外界能够感受到美术馆的存在。而这座美术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对曾对它寄予厚望的戴志康来说,意义是不同的。
喜玛拉雅是中国成立最早、也曾最有口碑的美术馆之一。但如今,它显得有些萧疏,全无当年在艺术界引领一时的盛景。展厅正在办一个名为“磁场”的展览,书店也在营业。穿过表达手法前卫的装置作品,我进入一个满溢樟木香气的“老房子”。“老房子”由采集自一栋徽州老房子的木雕拼接而成,刻工精细,古意盎然。沈其斌提着一个半旧保温瓶,脚蹬一双老布鞋,穿着黑色对襟唐装,缓缓走上二楼。
沈其斌是当代艺术策展人,三座美术馆的创始馆长。其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第一座官办专业现代美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则是早期民办美术馆中的标杆。2年前,他又在青岛参与创办了黄盒子美术馆。这样一个当了近20年美术馆馆长的人,如何看待企业家与美术馆的关系?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人骨子里都有“光宗耀祖”的想法
CBR:2005年,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前身证大现代艺术馆开馆了,这算是中国很早的一家民营美术馆。据说,戴志康原本只是计划在证大开发的大拇指广场做个画廊,是你劝说他搞美术馆。你当时提出这个计划是怎么考虑的?
沈其斌:17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还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当馆长,戴总来拜访我。当时上海现当代美术馆还不多,多伦比较受关注。他当时说,他想在大拇指广场做一个画廊,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每年预算200万。他说,搞房产开发,不能只有商业,他希望把大拇指广场当作一个“家”来经营。
我说,如果仅仅做一个画廊,我不感兴趣。上海已经有很多画廊,我认为画廊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行为,而且能到画廊买画的人其实很少,做画廊并不是一个有公共性的事情,和周围的居民发生不了联系。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文化上的事,我可以做方案,但面积不是200平方,而是2000平方,预算也不是每年200万,而是1000万。
其实,在此之前,《东方早报》发过一个关于我的专访。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判断:美术馆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我判断,整个社会财富增加,中产阶层数量增加,这两个增加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社会就会有一个财富转型。这种转型,蕴含着大量的机会。西方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够反观我们的未来。西方的财富阶层发展到一定阶段,家族就会用基金会的方式来做美术馆,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从宏观上说,中国社会只要开了一个口子,大量的财富就会转入这个领域。
CBR:戴志康当时是什么反应?
沈其斌:戴总有一点犹豫,他说要考虑一阵子,后来他还是答应了。
我认为,说服他的是很重要的两点:
第一是,我给他做了一本书,《戴志康文集》。我一直认为戴总是个有文化情怀的人,也是有“家国情怀”的人。我要和他合作,必须对他这个人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对他所做事情,讲过的话,写过的文章做了系统的梳理。这本书让他有些惊讶。但的确如此,文化人要和企业家合作,就必须对这个企业家的方方面面了解得非常透彻,再来出招。
第二,我对他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经济起起伏伏,政治风云变幻,这些东西很容易会被时间淹没,但文化艺术的精神不会被淹没。美第奇家族有3个世纪的辉煌,但历史记住他们的还是他们曾经推动了“文艺复兴”,而至于做没做过教皇,并不重要。如果真的要做文化,只做画廊是不够的,要真正对社会发挥一些功用,能够和这个社区的老百姓发生一些联系,对时代产生一点影响的事,才值得你去做。
CBR:美术馆需要长时间、大笔资金投入。最初你和戴志康还不熟识,从一个企业家,一个地产商的身份来说,你觉得这两点足够打动他吗?
沈其斌:作为一个人本身,我想骨子里,每个人内心都有“光宗耀祖”,或者“人过留名”的想法,这是人性中很本能的东西。就戴总作为一个地产商来说,也需要文化项目。比如,大拇指广场,有了“大拇指”这个雕塑,整个广场就有了一种调性,有了一个品牌,对整个项目是增值的。比如纽约的MoMA,日本的森美术馆和巴黎的蓬皮杜美术馆,只要美术馆在,房地产价格就比周围其他地方高很多。
所以,你看中国的民营美术馆早期基本都是房产商做的,比如华侨城、今日美术馆、宝龙美术馆和喜玛拉雅美术馆。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虽然和地产商没关系,但也是作为整个地块开放的一部分。美术馆是能够为周围商业区域提供无形资产的。
CBR: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中国民营美术馆的馆长中,任期超过4年的不足10%。企业家和美术馆馆长的合作很容易夭折。你与戴志康合作了十多年,基础是什么?
沈其斌: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故事很多,可以写两本书了。他第一次拜访我的时候,我就能感到,他在艺术这件事上,其实比较率真,并不需要我给他经济上的回报,对我也比较尊重。其实在他拜访我之前,我就关注他了。当时有一位银行朋友说要把他介绍给我,说我们气质很相像。戴总出事后,证大集团的高管不是被关,就是四散各处,我是唯一逆袭的。中国传统文人讲究一个“义”字。人嘛,总要在畏难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品质。
CBR:你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和喜玛拉雅都当过馆长,前者是官办美术馆,后者是民营美术馆,角色上有什么差异?
沈其斌:政府的美术馆管理更严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自由,“紧箍咒”比较多。在证大集团,我的自由度就很大,做展览,我有自己的学术支持团队,不要集团的任何审批。当然这都是基于戴总对我的信任。我们最初也约法三章,学术上的事情必须是我说了算,假如集团来干预,我这个馆长就不做了。我的任务就是,在预算范围内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
CBR:你提到的那份给创始人的“亮丽答卷”应该有哪些具体指标?
沈其斌:有很多维度,观展人流、媒体露出、网上的好评、行业内的评价等。这些看上去都是“虚”的,但实际上很重要。当年有一句话,“北有今日,南有证大”,当时我们的美术馆是行业标杆。
CBR:你认为后来喜玛拉雅美术馆后来的知名度,为创始人切实带来了什么?
沈其斌:说实话,戴总在地产行业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大,但在艺术文化领域,没人不知道戴总。他去国外参加会议,因为《纽约时报》对喜玛拉雅也有过报道,所以他在国外企业界也是很受礼遇的。我们去三星美术馆、日本的森美术馆,这都是亚洲最好的私人美术馆,他们的老板亲自出来接待我们。他还得到了法兰西骑士勋章,这也与他在文化艺术上的作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