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跨境电商的“续命”战场(跨境电商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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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郭丝露

南方周末实习生 罗逸爵

定居意大利三年，没有当地文凭又语言不通的张洁（化名），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国某跨境电商平台，专做跨境产品市场开拓。

入行两个月，她就感受到行业内人心不稳：“行业里的人似乎都知道这份工作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可以这么做的，明天可能就行不通。”

中国将进口商品分为货物和个人物品，分别适用不同的监管要求。2016年前，跨境电商被归为“个人物品”监管；2016年4月新政出台，将奶粉、保健品等热门跨境商品归为“一般货物”；2017年3月，国务院又下发文件，将跨境商品“暂时归为个人物品监管”（被业界称为“3·17谈话”）。

而新政实施日期，则由最初的2016年5月延缓到2017年5月，此后又两次延期，最新执行日期是2018年底。

“说明政府还是觉得监管方式有问题，要继续反思、调查、研究。”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健说。毕竟新政的定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将跨境商品归为“一般货物”，意味着此前进口跨境商品的价格优势、速度优势都会丧失。

国家标准化研究院食品所主任李强与阿里巴巴合作，正为跨境进口商品制定安全标准。在他看来，2017年“双十一”是个关键时期：“这段时间里平台要做的就是‘别出事’，向政府证明平台能控制好跨境商品质量。一旦出事，国家就很可能进行加严监管，过渡期不到就会收紧。”

跨境电商政策“靴子”仍未落地，第五年“双十一”狂欢节已然开始。在这场狂欢背后，是跨境电商心中再次逐渐绷紧的弦。

1

“好好表现”的机会

2017年“双十一”大战拉开帷幕前夕，一场名为“品质电商”的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由质检总局主持，规模不大，但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网易严选、蜜芽等十家电子商务平台均派代表参加。

质检总局将会议定位为“对电商的一次摸底”，目的在于“在‘双十一’期间有针对性地管控商品品质”。而对企业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展示会”：先行赔付、无忧退换货服务……各电商平台都提出了自己有竞争力的品控方案。

2017年初，李强和他的团队开始和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合作，为跨境商品在天猫国际的投放制定企业食品安全标准。

标准的制定共分两期，第一期是婴幼儿配方乳粉和保健食品，第二期则包含三十多类食品——保健品、乳粉和大部分食品，正是2016年新政实施后，可能会按照一般货物管理的品类。

李强团队的具体做法是：选出包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个国家和地区，将它们的标准收集起来，与中国同种商品的国家标准比对，原则是“要严于国家标准”。

“天猫国际的标准是个综合版。有些指标国外没有要求，但我们有要求，比如奶粉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些国内外都有要求，但天猫标准严于国标。比如食用油里致癌物苯并芘，我国要求（不高于）每公斤10微克，天猫要求每公斤3微克。”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副总裁曾宪隆说。

曾宪隆将标准评价为“品控逻辑的基石”，但业界对这种做法的评价褒贬不一。

在卓志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CEO李金玲看来，阿里率先开始制定企业标准，是一种“值得勘定的探索”。“但企业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最终还是有赖于监管部门给一个定性。”李金玲说，“企业毕竟是有利益关系的，一间企业先适用了这个标准，其他企业怎么办？”

李强也承认，这份标准只是跨境商品进入平台的筛选依据：“跨境商品过了自己国家政府那一关，其实是安全的。但是要通过阿里平台进入中国，筛选的依据就是我们的标准。”

这是李强第一次与平台合作制定标准。他坦言，针对跨境电商的标准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一般的企标基于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但跨境零售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说政府要求天猫国际履行主体责任，这是他们履责的体现。”

“阿里作为大企业，也需要表个态：我已经代表企业在规范品质做自我约束了，不要把我们一棒子打死。”跨境电商企业通拓公司合伙人李鹏博说。

“双十一”前夕，“表态”的行业大佬不止阿里一家：阿里巴巴与国家标准化研究院联手，京东则与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打造中国电商产品质量“云平台”；网易严选的品控团队共一百余人，规划在2018年实现全品类的溯源可见。唯品会则与中国人保签署了千万保障金额的产品责任保险，百分百保证假货必赔。

已提交审议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二审稿中，将平台作为商品质量的直接责任人。李金玲说，这“无疑已经是一个趋势”。

在李强看来，2017年“双十一”是对平台的检验：“其实政府也在观察跨境电商，借这个机会，平台要好好表现，把自己的模式完善起来。”

上述说法得到了商务部财务司副司长袁晓明的确认。在2017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中，袁晓明曾说：“从消费者利益出发（按照个人物品监管），如果这个过程中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商品出现大的质量安全风险，不排除我们在监管上会更加严格。”

2

政策审慎，一再延后

2016年4月的“熔断日”至今仍让跨境电商们心有戚戚：货物在港口或保税仓滞留，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办，海关不知道怎么办；线上大促销的牌子还未撤下，大部分商品却只能显示暂时缺货……

当时一个多月后，5月26日，财政部首次宣布对该新政中规定的有关监管要求给予一年过渡期。

“当时行业中一些人悲观，另一些人乐观，但悲观的占到70%以上。”通拓科技合伙人李鹏博说，新政出台后，不少企业将主要业务转移到其他板块。李鹏博所在的企业就在2016年转向一般进口贸易。

这样做的人不在少数。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多是因为走不了——许多企业整体业务就是基于跨境电商。

“两年之间差太多了。2015年只征行邮税，实际上是等于基本不征税，2016年一是要按新规征税，二是到底按照什么品类管并不明朗。”李鹏博说。

不过，也有从业者注意到了正面清单下的一行小字：清单将根据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调整很快就到了。2017年2月28日，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措施调整的过渡期将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这是新政出台后，第二次延后实施。

“对这次延后其实蛮意外的，因为大家本来已经很悲观。”李鹏博说。那时他并不知道，3个月后，“3·17谈话”文件出台，首次明确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将暂时按照个人物品监管。

“3·17谈话”让业界松了一口气。从“个人物品”到“一般货物”再到“个人物品”的拉锯战后，电商们认为，关于跨境电商“究竟归入哪类进口”的争议已暂告一段落。

王健这样理解政策的不断变化：“政府对于跨境电商这种新业态不太了解，红头文件已经发了，又有新的想法。直到今天对监管政策政府仍然在犹豫。”

他的话得到了印证。在上述媒体采访中，袁晓明澄清“3·17谈话”中明确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暂按个人物品监管，只是对监管方式的安排，并不是最终定性。新的监管安排，也并不会完全照搬个人物品监管模式。

2017年7月，跨境电商新政实施期限被延后到2018年底。这已经是政府第三次延后新政实施。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丰趣海淘CEO任晓煜觉得，从政府角度看，延后缓冲期有迹可循：“新政后，跨境电商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个人代购、水货等行为又开始死灰复燃，这对行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每一次延期都意味着李鹏博等业内人士对这个行业又增加了一些希望。2016年，李鹏博的公司将主要业务转向一般贸易。2017年，又重新将跨境电商进口的供应链做了起来。

他亦坚信，国家接下去会继续鼓励跨境电商发展，但同时也会要求更好地控制风险：“只要监控好风险跨境电商 王健，就不会被一刀切。”

对“靴子”何时落地，业内人士看得很清楚。“最严格的监管方式就是按照货物进出口，最松是按照个人物品，现在大家在探索在两者之间找一个中间地带，既能够控制好相关风险，又能够保持行业健康发展，找到这个方案，这个行业才算是真正能够合法的存在。”李鹏博说。

商务部财务司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复中表示：下一步是否会再次延长过渡期以及新监管模式出台的时间表，需由国务院研究决定。

但在李金玲看来，政策不稳定的状态将持续影响产业发展：“如果是一个稳定可持续的政策，企业就敢大刀阔斧地投。但现在，万一投了，一旦政府说这件事不能做了，谁会来为这个投资埋单？”

3

只能疏，不能堵

“政府也有压力，他们想尽可能找到一个好的方式，让自己的努力不白费。”李鹏博的亲身感受是，跨境电商政策制定中，企业与政府博弈的筹码“还蛮大的”：“政府会考虑舆论的压力，许多政府也投入推动跨境电商，比如各海关、保税区。”

袁晓明曾表示，三次延后缓冲期期间，商务部曾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等部门，多次深入调研。

李鹏博参加了几次部委的调研会议：“在郑州调研华北华中重点企业、杭州调研江浙沪的企业、广州调研华南的企业……企业能在会议室里面对面和政策制定者沟通。”

此外，政府还多次组织跨境电商平台、企业、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传统贸易企业召开座谈会，并委托商务部驻外机构，搜集国外在跨境电商监管上的做法。

但王健认为，中国的政策反而是其他国家学习的对象——世界范围内，中国跨境电商体量最大、种类最多，他国很可能直接借鉴中国的政策，而其结果将影响国内出口。

“比如，我们确定跨境进口商品限额是一万元，那其他国家也可能跟进。这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因为中国的优势恰恰是将中小企业的产品直送到境外消费者面前。”王健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占到81.5%，进口占据18.5%。“若在政策层面继续鼓励出口，而堵住进口，把两个市场撕裂开来，实际上是很愚蠢的。”王健说。

李鹏博认为，跨境进口之所以仍能“存活”下来，除了没出质量安全事故外，另一个原因是整体体量并不大：“我们还没有真正刺激到国内的核心产业，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觉得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可以继续试点下去，即便出问题，也能够管控得住。”

地方政府的姿态更为积极。2017年4月，湖南省商务厅、广东检验检疫局、湖南检验检疫局签署探索备忘录，将共同建立一个名为“全球质量溯源体系”的新系统，实现跨境商品全溯源。

即便如此，身为电商平台雇员，张洁也不敢对身边亲戚朋友保证自己所在电商平台买到的全部都是真货。

上游供应商是跨境商品品控的关键。“产品质量基本是由供需关系决定，而供需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张洁说，在高速发展的电商领域，一旦货品需求量太大，进入高峰期，压力之下平台挑选供应商的空间将被挤压。

这种情况下，若供应商在某个环节上出问题，品控人员很难发现——“双十一”就是这种高峰期。

不过，2016年至今，监管政策不断变化，但中国电商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跨境电商 王健，2015、2016和2017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口的交易值，分别为16.7%，17.92%和18.5%，仍在稳定增长。

“政府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对跨境电商不能堵，只能疏。”王健说。

“跨境电商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怎么解决国家、企业、个人的需求平衡的问题。”任晓煜说，在我国出境游和海淘代购的市场规模已达到5000亿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跨境电商将外流消费拉回来，也是国家要考虑的课题。

“消费者可能也需要转变观念，不要一出问题就质问政府为什么不管。政府没有办法什么事都管。”王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消费者协会与社区组织的作用将被凸显。

但在他看来，问题实质涉及政府监管思路的转变：“是把碎片化的贸易当做现有的事实去看待，相信它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还是打定主意不能允许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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