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挤压的内容

　　国外学者对价格挤压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上游厂商是否有实行价格挤压的激励?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Bork(1987)认为，价格挤压对于一体化厂商来说并不是一种理性策略。Weisman(1995),Sibley和Weisman(1998),Sappington(2006)也认为一体化厂商没有实行价格挤压的激励。另一方面，Joskow(1985)认为纵向一体化厂商有实施价格挤压的激励。Whinston(1990以及King和Maddock(1999)在放宽芝加哥学派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纵向一体化厂商实行价格挤压是有利可图的。第二，规制机构是否应该对价格挤压行为进行规制?这里的规制包括对中间投入品价格的规制和对是否允许价格挤压的规制。Biglaiser和Degraba(2001)认为上游厂商实行价格挤压的激励与规制机构制定的中间投入品价格上限成反向变动关系。Chone等(2010)得出，当受规制的中间投入品价格大于成本时，对价格挤压的事后禁止会损害消费者福利，但若这种禁止改变了市场结构从而导致更多有效率竞争者进入时，则会增加消费者剩余。第三，价格挤压行为到底对实质竞争有无损害?Vicker(1995)在假设进入市场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得出价格挤压由于降低重复建设的程度而增进社会福利的结论。King和Maddock(2001)则认为在规制机构进入管制的情况下，上游厂商的价格挤压行为会挤压下游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国内学者对价格挤压现象的关注相对较晚，2011年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才引起了学界关注，但相关研究大多数是从法律的角度而非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杨川和川岛康男(2012)通过对价格挤压激励的分析得出，上游市场结构决定价格挤压的激励，只有在序列寡头市场结构下，一体化厂商才有激励实行价格挤压。唐家要等(2012)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案为基础，对电信主导运营商价格压榨的竞争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同类型价格挤压的检验方法。纵观国内外有关价格挤压的文献，大都是基于下游同质化产品的假设，本文试图在下游差异化产品的基础上，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阶段博弈过程重点分析价格挤压的激励和价格挤压的反垄断规制，从而为规制机构合理的规制价格挤压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