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起征点最新相关消息

　　摘要：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如何应对?需要怎样“广开财路”?会调整个人所得税来刺激消费吗?地方债务情况如何?6日上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最热话题： 个税起征点

　　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希望能提高个税起征点。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表示，四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2%，但个税起征点四年没变，没考虑物价涨幅、吃、住、行等基本家庭支出的大幅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总裁董明珠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让工薪阶层有更好的消费能力，然而仅仅靠涨工资的方式对收入提高不明显。“增加的工资要交税，上税后，最终拿到的钱又会缩水。”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最近表示，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低，造成很多低收入群众需缴纳个税，负担比较重。“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中的低收入者来讲，相当一部分上有老下有小，教育、养老、医疗、买房等生活必要支出压力不小。” 他建议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

　　专家建议：

　　适当调节税收，让百姓分享改革红利

　　记者了解到，中国社科院2月27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中国所得税税负应大幅下降，个税起征点也应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社科院指出，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即起征点)的设定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并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

　　江苏省国际税收研究会原副会长蒋大鸣教授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说个税起征点的概念有误，3500元不叫起征点，而是免征费用额。他表示，起征点上一轮调整是在四年前，按照物价涨幅和人们目前的生活成本而言，应该重新划定免征费用额。按照他的估计，调整的空间不会太大，大约在4000到4500元。

　　蒋大鸣教授告诉记者，个人所得税由税法规定，要经过人大立法，通过人大修订。调整时间比较长，即使现在提上日程，最快也要一年才能做出决定。“起征点的设定不能过高，如果按月收入过万开始征税，不太现实，国家税收会大幅减少。”蒋大鸣教授表示，税法的修改要经过各种财政部门进行严谨的审查、论证、调研，通过税收调节二次分配的制度，让百姓分享改革的红利。

　　财政部部长：

　　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

　　昨天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简单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比较科学。例如，一个人每月收入5000元，日子可以过得不错，如果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那么日子就艰难了。现有框架下也在推动改革，如启动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个税延迟纳税政策，增加养老保险保障程度，也有利于消费。

　　针对“简单提高起征点不公平”的说法，江苏省国际税收研究会原副会长蒋大鸣教授解读为，还应该考虑到家庭平均收入的问题，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家庭情况、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会很大。一刀切征个税，确实有失公平。他表示，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符合国际惯例，评判家庭中的平均收入，来保证税收负担公平。然而，在中国实行这方面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改革，按家庭收入征收个税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但起码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对于财政部部长说的“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的说法，也有专家解读为提高起征点并不能缩小贫富差距，举例说明，税前月收入5000元的居民，个人所得税仅占十元多，即使起征点提升到5000元，每个月也只能节省十几块钱。而对于一个税前月收入10万元的富人而言，则能每月节省近七百元。

　　部长还谈到了这些热点话题

　　油价

　　调燃油税并不随意

　　面对去年连续上涨的燃油税是否存在随意性，楼继伟明确否定了随意性的认定。他说，上调燃油税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共同研究的，也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报国务院批准同意之后才出台政策的，不可能出现随意性。

　　对于落实税收法定的时间表，楼继伟说，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有时间表的。我们在时间表的框架之下，依法开展工作。

　　比如两个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其中有一些项目也授权给国务院了，可以制定一些政策，类似于近期刚刚出台的对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政策，就是国务院出台的政策，也是人大授权的。但是，按照已经出台的税法，我们要向全国人大会作备案。未由全国人大会或者全国人大确定的那些，到目前为止仍旧授权国务院批准。

　　环保税

　　不能光靠环保税治雾霾

　　“并不能寄希望于环保税的实施来治理环境问题。”楼继伟指出，2015年中央财政在节能环保方面安排了2000多亿。环保税主要是把现在的收费改成税，不能都指望环保税来解决类似大气污染、雾霾等等这样的问题。

　　他强调，像这类问题，属于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水的污染，就要向排放污水的人收费。造成大气污染的这些企业和这些人就要受到惩罚，不仅仅是依靠一个税。我们是在积极做这项工作，但是环保税并不占据非常主要的收入来源。

　　地方债

　　从总体上看风险可控

　　“地方债从总体上看，风险是可控的。一些局部地区债务比例过高，我们会更为重视。”楼继伟说，地方债的问题是一个客观现实。预算法在修订之前，地方是不得举债的，而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很多。

　　“那么，必须开前门、堵后门，同时还要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开前门，今年预算安排6000亿地方债。后门的问题，就是必须正视历史形成的这些债务，逐步消化解决。”他说。

　　对于如何解决，楼继伟提出，一方面，可以把那些有一定收益或可以改造成有比较稳定现金流的地方债通过所谓“PPP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和经营基础设施包括其他事业的方式，转为企业债。另一方面，对一部分完全公益性的平台借的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经报请全国人大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一些历史债务予以承认，通过发债替换原来的平台债务，使债息降下来。

　　楼继伟补充说，对一些由银行贷款形成的历史债务，按照契约原则，贷款的合同不能废除。如果融资平台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进行一些债务重整，要采取一些过渡性的办法逐步解决。

　　三公经费

　　地方 “三公经费”有3000亿?那是“胡扯”

　　有记者提问，许多省份削减掉的三公经费都去哪了?楼继伟表示，在三公经费的问题上，中央是代编地方预算，地方自己编预算，中央来做汇总，因此对地方三公经费的细节不太清楚。中央财政去年三公经费是71亿多元，按6倍比例，地方就400多亿元，但只是估算。有人说地方三公经费有3000亿元，那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