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同效力的判断规则。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在合同效力的判断上采纳了多层次的效力判断标准，如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以及效力待定合同等。不同的评价结果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合同行为中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完美结合。新的合同法对我国的社会现实影响深刻。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我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行政权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传统上，我国也无私法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尤其在传统势力最盛的广大的农村，契约关系和契约意识根本没有立锥之地。体现在民事立法上，立法者不是给权利主体营造更大的自由空间，而是处处体现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立法中大量存在不得、必须、禁止、应当等词语和特定的行为必须经过审批、登记等程序、否则不生效或无效的规范。对于上述词语、法律规范的解读，直接影响着我们适用法律的结果，不同的理解将导致判决结果上的根本差异。法律规范在性质上属于何种类型的规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深入地认识。而在司法领域，合同的效力判断曾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领域。究竟哪些登记手续影响合同效力、哪些与合同效力无关，这在当前司法实务中确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大量的合同效力被否定了，这与现代合同法促成交易、鼓励交易的目标相悖。法律不仅没有保护受害人，反而保护违约而获得不当利益的一方当事人，有人评断这乃是奇怪的法律。而在西方国家，权利是法律和诉讼的核心，合同的效力制度并不发达。
我国新的合同法确立了合同有效优先的原则。合同的效力判断有其自身的判断标准。合同的效力首先应依据合同效力的自身规则(主体是否适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内容是否合手法律和公序良俗、标的物是否确定可能)进行判断。关于登记手续与合同效力关系的判断规则，合同法借用刑法上“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的表述方式，实行“不生效法定”和“推定生效”的规则。其基本原则是，一般情况下，应适用区分原则。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虽规定应进行登记但并未规定未经登记不生效的，则虽未经登记，合同仍发生效力。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的情况下，才可将登记与效力挂钩，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私人利益的尊重。依据上述规则，我国的公司立法并未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行为生效的要件，也未规定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转让行为无效，因此，股权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无关。
2、股权变更登记与股权转让。从我国上述立法体例看，虽然规定股东的变动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但此处规定的“应当”的法律规范属于法律规范类型中的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应当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对交易关系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冲突进行协调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只是提倡和诱导交易关系的当事人采取特定的行为模式，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犹如陡峭山路上提醒路人小心的指示牌。这种倡导性规范的存在，是与我国目前大多数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水平相对较低，防范市场风险的意识较弱有一定的关系。对于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而言，第三人有权信赖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如果登记有瑕疵，按照商法外观主义原则，第三人仍可以认为登记是真实的，转让方仍必须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第179条的规定，公司未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予以处罚。公司登记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是管理机关对未办理变更登记进行行政法上相应责任追究的处理行为，它并不意味着转让行为无效。由此可见，在股权转让中的股权变更登记，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转移权利应进行登记，这种登记在性质上属于宣示性登记，其仅仅在于公示权利，而不在于决定合同的效力。它主要起证据作用，使得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性和外观性，并进而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未经登记并不会导致商事行为无效，而且，股权变更登记只是股权转让合同履行中的事项，不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也只是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对于股权转让的双方而言，股权变更登记并不必然影响股权转让的实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