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音乐节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21年后,摩登天空已经成长为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新音乐独立唱片公司,拥有一套完整的包含艺人经纪,唱片出版,版权,现场演出在内的音乐生态系统,甚至还跨界玩起了文旅、运动和视觉设计。在众多的业务板块中,最被人熟知的,可能就是成立于十年前的草莓音乐节。
“草莓音乐节在09年创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也不知道会做多大。”沈黎辉身着深灰色夹克,在舞台上踱步,“也是不知不觉中,我们把草莓做成了中国最大的音乐节。”
沈黎辉在一次采访中曾提到,摩登天空的前十年“在商业上是完全失败的”,最低谷的时候摩登天空欠债200多万元,公司只剩下两三个人。但这期间摩登天空也一直在积攒力量,出唱片、出杂志,塑造了中国的创意阶层。
“现在80后很多做媒体、做艺术、做设计的人,最早培养审美,接触潮流文化元素,都是从摩登天空的杂志和唱片里来的。”摩登天空副总裁沈玥对说。而这些人,也成为了日后摩登天空举办音乐节的第一批种子用户。
互联网兴起后,由于版权保护机制缺失,互联网盗版音乐对唱片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IFPI(国际唱片业协会)2006年的《盗版报告》提到,在2005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实体音乐盗版市场”,85%的音乐产品是盗版。
这间接改变了听众的消费习惯,让听众对现场音乐逐渐产生需求。“这其实是一个经济上的替代行为,原来年轻人每个月有一部分钱用来买唱片,但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导致没有这个需求了,就会用这个预算去听现场音乐。”沈玥说。
2007年,沈黎辉带领团队举办了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邀请到包括美国摇滚乐队Yeah Yeah Yeahs,港台的My Little Airport、陈珊妮,以及当年快乐男声冠军陈楚生在内的总计超过120组艺人,演了三天。办完之后一结算,赔了一百多万。但演出很成功,反响热烈。这让沈黎辉更加坚信现场音乐是有市场的。
2009年,北京通州运河公园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希望摩登天空能过来办一场新的音乐节。
在实地探访了场地之后,沈黎辉决定,要在这里做一个和摩登天空音乐节国际化、潮流的风格不一样的,以春天、浪漫风格为主色彩的新的音乐节品牌。“草莓”的名字也是为了符合这个风格。
“那样的场地、加上春天的时间、加上草莓这个名字,这些元素和那一代种子乐迷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一直到现在仍是草莓的精神内核。”沈玥说。
2010年,草莓音乐节走出北京,登陆西安,随后进入上海、镇江、武汉、长春等地,真正让草莓走入大众视野,是2014年张曼玉出现在草莓的舞台,“这算是当年很大的新闻事件。”张翀硕对刺猬公社说,“当时是张曼玉主动找到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很符合她的喜好和审美,想要和摩登天空签约。”
成为新闻事件的原因,一个是作为电影明星的张曼玉,竟然跑到音乐节上唱歌;另一个是,究竟唱得到底好不好,很难下定义。不少新闻标题都写着“张曼玉唱歌跑调,粉丝愤然立场”。
小雅参加了那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当时看到张曼玉走出来,还觉得挺酷的,她主动说‘我唱得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结果因为风特别大,唱了没多久就被叫停了,粉丝在下面喊着继续唱。”小雅说,“不过确实也有的地方唱破音了。”
不论张曼玉究竟表现如何,至少确实从她登台的2014年开始,草莓音乐节扩张速度变快。2015年,草莓在九个城市举办,参加人次达到80万,2016年,草莓扩张到14城,观众人数达到了110万人。
“在草莓成功之前,中国很多音乐人吃不起饭,因为没有变现的通路,唱片是被盗版的,演出机会也不多,演出费也很低。但从草莓开始,这种情况就开始慢慢改善了。”摩登天空副总裁、音乐节项目总负责人张翀硕对刺猬公社说。
如今,草莓音乐节已举办76次,进驻全国27座城市,“这70多场里,特别顺利的场次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场,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张翀硕说。
随着规模的扩大,举办一场音乐节的难度也越来越高。这样大型的活动,必然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任何社会性的事件都有相对性,当你追求效果的时候,总会有另外一个对立面带来风险和问题。”
张翀硕介绍,举办一场草莓音乐节,标准版需要九百到一千三百名工作人员,如果是超级草莓,现场会超过两千工作人员。“大的音乐节是很多机构在一起联合打造出来的,我们虽然是主办方,但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沈玥说。
也有来自外部的困难,张翀硕说,2016年后,中国的音乐节市场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据小鹿角智库的统计,2017年国内市场共有音乐节269个,同比去年增长了33.8%,全网可以检索到的音乐节品牌已经超过了800个。
“竞争积累的好处是促进大家创新、进步。坏处是会把所有音乐节的利润打薄,生存会变得困难。”这点从数据上也能体现,在2018年,草莓音乐节观众人数为62万,较前两年有所下降。
张翀硕认为,一个音乐节,如果在内容创新,和品牌价值、市场运营能力三个方面中任何一个处于弱势,都可能导致死亡。存活的音乐节,也会做得比以前累。“这就需要市场进入下一个阶段,需要有人打破现在的模式和惯性,创造出新的方式,才能跳出这个竞争。”
在国内,品牌知名度能和草莓音乐节相当的,可能要属迷笛,但由于迷笛的主体是学校,并不是以线下演出为主营业务之一,所以音乐节的规模和扩张速度并不大,和摩登天空商业运营的思路还是有所差别。至于其他品牌,还没有突破圈层,获得更广泛的大众认知。
此外,艺人的成长速度跟不上音乐节市场发展速度,早期的草莓音乐节,阵容大多是已经从90年代末就开始活动的乐队和艺人,经验丰富,提高了整个草莓的音乐内容质量。
但由于新鲜血液跟不上,这两年,开始慢慢出现吐槽“音乐节上看到的内容差不多”的声音,沈玥也承认,发展至今,草莓在内容的丰富上是遇到一些瓶颈的。“资源是稀缺的,而活动规模又大,必然会产生一些同质化。”
“好的东西需要时间的累积和打磨的。而且任何一个行业繁荣了之后,人就容易浮躁,浮躁之后主办方追着热点走,创作的东西就变得千篇一律。”张翀硕说。
在这方面,摩登天空也在不停做出尝试,比如开拓不同风格的音乐节品牌、借助更多本地化的内容、通过公司其他部门业务线——比如国际部承办的海外艺人演出,拓展内容的丰富度。
即便面临很多发展上的问题,但在国内的音乐节品牌中,草莓音乐节的商业化已经是做得相对较好的。沈玥回忆,从11年开始,草莓音乐节面向的人群属性、品牌的商业价值越来越清晰,每年赞助都有很大的增长。
“摩登天空是个很商业的公司,但商业从来没有影响摩登天空的创造力,没有影响摩登天空的内容质量,反而恰恰是因为商业,才有能力做更好的东西。”张翀硕说,“我们有我们的核心受众,我们不会为了挣钱,做不符合我们审美的音乐。”
这种审美在摩登天空看来,也是摩登天空最根本的基因,是摩登天空区别于其他同行的重要壁垒。
“我们是靠审美去筛选东西的,不会倾向于某一种风格,只要我们觉得好玩,让我们喜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内容,摩登天空其实是内容导向的商业成功。”沈玥认为,摩登天空的审美,代表的是中国比较金字塔尖的年轻人的审美,这种审美具有带动作用,能够持续向下传导。
一个例子是,在去年《中国有嘻哈》爆火之前,摩登天空在2016年就成立了嘻哈厂牌,签约了后来人气颇高的Tizzy T、满舒克、万妮达等艺人。“我们不是一个追热点的公司,我们是创造热点的公司。当一个音乐热点发生的时候,(它)已经在我们的系统里了,我们知道以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审美会创造什么样的热点让我们的受众喜欢。”沈玥说。
在沈玥看来,草莓当年出现的时候是中国开始孕育形成中国亚文化的时候,一切都是在比较混沌、比较融合的状态下。“那时候不管是偏嬉皮,偏摩登,偏朋克,但大家在一个大致的审美里,都是文艺青年的标签。”
随着草莓音乐节的十年,中国的青年文化也逐渐定型,音乐节也不再单纯是音乐爱好者的集会,而是变成了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节是一个融合场景,即使音乐内容相似,但融合的元素不同,体验也会不同。音乐节其实是对个人的赋能,用户在音乐节上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参加什么活动,通过这些事情给自己打满了标签,告诉自己,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张翀硕说。
这也是为什么,草莓每年都会提出一个主题,全年的草莓都会围绕这个主题进行。这个主题主要来自摩登天空对参加草莓音乐节的年轻人的观察。“我们会观察核心用户共有的微表情,去寻找社会对用户造成的状态的改变,找到那些让他们有共鸣的东西。”
“有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主题是‘社交网络是垃圾,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当时受到了很多赞助商的抗议,问我们能不能不要说得这么直接。”沈黎辉站在2019年草莓音乐节主题发布会舞台上,如是说。
“草莓十年之后,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以前做音乐节都是让自己高兴,进而影响很多人。“沈黎辉说,“既然草莓这么大一个音乐节,能影响这么多人,是不是能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事情,传递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所以我把今年的主题定名为,循环世界。”
这是一个以环保为核心的主题,和过去所有主题都不一样,“过去是一种情绪,情感共鸣,明年的主题颠覆了以往的方式和逻辑。”沈玥对刺猬公社说。
这可以视作是摩登天空对自己在青年人群中影响力的重新评估,当草莓通过自身的审美吸引到足够多志趣相投的用户之后,依靠这种号召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摩登天空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目前来看,也是只有摩登天空能做到的事,未来的草莓音乐节会在年轻一代心中生长成什么样子,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