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百年华诞

　　1991年，斯坦福大学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应该说,在世界一流大学当中，她还是比较年轻的。但她在发展人类智力、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又是充满活力、独树一帜的。在斯坦福大学百年校庆时的一篇纪念演说中曾这样说道：“至今，恐怕没有哪所百年的大学，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能为大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一个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加有吸引力或诱惑力的机遇”。斯坦福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位置上迈向她的第二个世纪，和现代社会一起迎接21世纪。斯坦福大学从地理位置上位于美洲-太平洋的边缘、东方和西方交汇之处，而且也身处技术和人文两大基础学科的融合之中，如果斯坦福大学能在东方和西方、技术和人文之间成功建立一道沟通的桥梁，那么可以预言，斯坦福大学将能为解决困扰当今世界发展和进步的一些疑惑作出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梳理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史，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它在“学术-技术-生产力”转化上的杰出作为、在办学理念上的高瞻远瞩、以及在学校管理上的独树一帜。

　　斯坦福大学,1891年10月1日正式开课。首任校长乔丹向师生和来宾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的大学虽然是最年轻的一所，但她是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凭着这个继承权，就不愁没有迅猛而茁壮的成长”。他宣布：“我们师生在这第一学年的任务，是为一所将与人类文明共存的学校奠定基础。这所学校决不会因袭任何传统，无论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的”。一个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为几代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产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学者，并出现了已经或可能改变世界的种种设想。她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就，使她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实际上，说到斯坦福大学就必然会联系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很多早期的帕洛·阿尔托的工程师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但那个时候，同美国的无线电公司（RCA）相比，加州的工厂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同东海岸的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也不过是小弟弟。1920年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但到了1960年她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评为全美大学的第一名。是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彼此的发展之所以能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时代发展与演进所提供的机遇；另一方面一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创造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回顾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相得益彰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关注连接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桥梁——斯坦福研究园区。

　　斯坦福研究园区是由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被誉为“研究园区之父”。四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联邦政府决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美国的教育得到复苏。对当时偏于一隅的斯坦福来说，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同时西部远不如东部发达，且人才流失严重。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认为，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而且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教授”。但当时的斯坦福对名牌教授并没有吸引力。为此，特曼提出了他的“学术尖端”的构想，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吸引顶尖人才。对此，特曼曾有这样形象的解释：“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给5个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有好的教授，他们就会吸引政府的投资，也会吸引研究生和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使学校兴旺发达”。其实，这也是特曼教授的一个预见：努力提高斯坦福的声誉和实力，以在未来不远的政府投资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教育经费。特曼教授“学术尖端”构想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树立若干学术上的顶尖科系。他认为，首先的突破口有3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事实上，物理和电子工程直至今天也还是使斯坦福大学享誉海内外的两大优势。

　　正是基于以上招揽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学术尖端”构想，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而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了学术上的威望。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此简单，出租土地为学校挣钱。在原来老斯坦福的赠予书内，写明了这些馈赠的土地（斯坦福校区）不许出售，但没有禁止出租。所以，他们就划出7.5%的校园土地，约655英亩，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工厂，这便是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区。

　　一、创业精神——经济文化的繁盛

　　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 “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她鼓励每一个有设想的人去创业、去突破。而且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了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文化环境对开创一个企业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最大的财产是他们对失败的态度：能容忍失败并倾心于承担风险”。对一位致力创新的企业家来说，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是同样重要的。而斯坦福研究园区就可以为有志者提供这两种支持。例如，当今闻名世界的惠普公司，就是在研究园区起家的。当时，在特曼教授学术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帮助下，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休利特和帕卡德以538美元创办了惠普公司。斯坦福研究园区从一开始就既给予了创业者以高风险但高利润的机遇、又为他们的创业提供一定的保险——技术、信息、资金的保障。正是提供了这种有冒险基础的研究园区，使斯坦福大学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人才流向地。由于人才、资金以及创业精神的聚合产生出了一些有巨大成就的公司，也正是这些有成就的公司才使得斯坦福研究园区和硅谷像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工程技术人才。这样一种把大学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环境也造就了许多教授企业家，电器工程系教授林维尔（John Linvill）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在硅谷工作，他本人也在好几个公司兼职。1971年他与人共同创立了遥感系统公司，专门制造视觉--触觉转换器，使得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上万名盲人享用电子式的阅读。除了教授企业家和工程师创业家外，还出现了大学生创业家。驰名世界的苹果电脑公司，就是由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乔布斯和沃兹尼克创办的。创业已经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重要文化，这也是研究园区和硅谷根深叶茂的深刻底蕴。斯坦福大学甚至开设了创业课程，从理论上给企业家进行指导。一些著名的创业家，如擅长销售的AMD公司创始人桑德斯，不断另起炉灶的“创业狂”安戴尔，电子游戏工业的泰斗布什内尔等等，都是在这里起家和成长的。

　　斯坦福不仅吸引了学术人才和创业能手。同时，研究园区对学术市场化的操作模式还催生了一种有利于新企业萌生的经济环境，正是这种高科技、高风险但高利润的经济环境在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创业者。由于研究园区把大学的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了起来，其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引起政府的重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机构。该计划有助于小企业、新兴企业得到私人投资和其它来源的研究和开发资助，以及鼓励它们与大学、政府机构或大公司签定工作协议。例如，小企业的创业者可以从联邦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费，继而可以发行几百万美元的公共股票。联邦政府能够以资助和贷款方式为它们提供直接的帮助，而且对小企业投资将用优惠的税收方式提供间接的鼓励政策。此外，州政府还以冒险资本计划和允许发行免税工业集资债券，以支持小企业的开办。总之，创业者可以得到许多方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特别是硅谷地区提供风险资本的优越条件，是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研究园区推动整个硅谷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寻求大学的生产性功能：发展大学与工业的合作关系

　　科技是生产力，知识是科技的基础，大学是生产知识的最重要的地方，这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推动着大学把知识投向工业，使工业以科技取得发展、创新。这种逻辑关系正是“实用教育”观念的体现。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先生的“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的教育观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斯坦福大学的成长。斯坦福先生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作为一个实业家进入社会的。实业家的社会实践，使他懂得教育对于振兴实业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明了实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特别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实用教育”也就成为其创办斯坦福大学的理念。而作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创办者的特曼教授也是持此种观念的重要人物，他反对把大学办成一个脱离实际的“象牙之塔”。他预见到，50至60年代联邦政府将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增加对大学的资助。于是，在他的领导下，于1944年制定了大学未来20年发展规划，以便能引起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的重视、并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资助，把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成全国著名的研究学府。规划的要点包括：1、结合斯坦福大学的尖端学科，努力使斯坦福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中心。目标旨在使大学和工业联合起来为高科技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为该校毕业生提供优越的就业机会。2、把大学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以吸引第一流的研究人员，组建各种前沿性的研究所、实验室等，培育在某些方面“引导世界”的人才。3、同时也不忽视大学的基础教育。在教学和科研的战略上，把大学的二级学科视为潜在的“成长工业”的技术储备。4、为了增加教师与工业进行联系的兴趣，斯坦福大学制定了一套刺激这种积极性的报酬制度，并且优先考虑可能对大学学术目标作出贡献的企业进入研究园区。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格哈德-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于1998年新学年对新生的演说中，再次明确了斯坦福的一贯传统，提出了"大学是一所公众服务机构"的思想。他还阐述了“大学行使商业机构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坏事”的道理，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通常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大学如能得到更多的资金的支持，那么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开发等职能就都能够开展得相当充分、而且有步骤。这样对学生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公共福利都是有一定益处的。

　　保持持续不断的大学-工业的合作关系，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是为学术的高水平和为公共服务而努力的重要方式。这种做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许和支持。早在1983年5月，美国总审计局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就指出，在他们所造访的研究园区、科学园中，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把大学与工业保持持续的联系和维护大学传统职责与目标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是制定大学的发展规划、政策时，把与工业的合作关系作为提高和保持大学高水平的学术、科研与开发计划的一部分。第二种方法是把开办研究园区的活动，列为大学公共服务职能的一个部分。而斯坦福大学在利用这两种方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她具有使大学与工业以及服务社会与达到最高学术水平结合起来的能力，而且目前，她仍是富有经验地在进一步发掘两者结合的更深层次的关系模式。

　　三、管理不是行政的、而是学术性的和生产性的，不仅仅是有序的、而且是有效的。

　　斯坦福研究园区的建设重点集中在土地的出租和管理上。最初研究园区的土地租借期为99年，1960年把租期缩短为51年，当时是需要预付租金总额的。到1987年，建立了每年支付租金的制度。这也可以看出，时代的进步以及硅谷的迅猛发展已成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斯坦福对投资者的申请特别谨慎，科研、开发和轻工业、制造业，被优先批准并允许长久存在，因为它们不会造成烟尘、噪音、臭气或威胁生命的物质等。许多园区承租者，把注意力放在电子、航空航天、药物和化学领域。由于研究园区对工业的进入有严格的限定，所以园区的土地出租必须经过谈判，双方的行为都应该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商业基础之上。比如，公司在园区租借到了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和意愿建造自己的建筑物。

　　但是在建造之前，必须该计划报斯坦福大学批准才可以施工。而且，在建筑物的规划上，斯坦福的建筑师和风景设计师要自始至终加以审核，以保证与总体布局相一致。公司要扩建或变更时，不管是次要的建筑物和风景设计，还是辅助性的或装饰性的结构，都必须经过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市的建筑审查委员会双方的审查和批准。帕洛·阿尔托市的城市规划有严格的规定，如园区内一英亩地的最大建筑覆盖率为30%，并且规定在居住区域附近最大建筑高度为35英尺，地下建筑深度为25英尺。对地下公共设施的安装、道路的维护保养，园区的治安保卫和防火工作等也都有详细的规定。

　　虽然如此，各公司、企业仍愿意在研究园区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意味着成功机率的加大。地处园区内部，公司可以经常与大学相关部门接触，通过这种接触可以发现创业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研究园区内的种种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谋求共生共长的发展和进步，并预期这些进展会导致社会的积极变化与改进"。因此，对研究园区管理的主导思想是：促成承租者、大学和周围各团体的事业、并取得足够的信誉。当然，在出租土地方面斯坦福大学和帕洛·阿尔托市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斯坦福大学仅预付租界土地的所得，每年约有300万美元。另外，每年的租金约有130万美元。这些收入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改善园区之用。“在建筑管理上允许斯坦福保持有吸引力的和有特色的建筑物和场地。大学的美学标准是高的，但是我们感到必须用一些附加费去建设和保持一个第一流的开拓区，这也是各个公司精明的投资，需要为雇员们提供愉快的工作条件”。

　　例1：研究开发机构

　　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简称CIS），是斯坦福大学微电子技术方面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实验基地，被美国国家科学基地负责人称为“未来科研的一种组合模式”。这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高科技研究中心是由20个协会发起与美国联邦政府合作建成的。该中心由电子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两部分科研人员组成。这个中心成立的背景是：政府认识到电子工业的重要发展前景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CIS创办者约翰·扬在他的演讲中说，美国以它的成果与世界上其它一切国家展开经济上的竞争已经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诸如高费用的人力资源、高成本的资金，以及地方性的分裂和美国对贸易的不关心。他说，美国享有的利益是它的技术，然而，技术是高度流动的，往往以高速度跨越国界。在科研和开发方面，美国也比它的贸易伙伴花费的力量小，同时将这些科研和开发转移到商业应用上也是比较慢的。约翰·扬说：“我们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可以起到传播作用”。集成电路系统中心有许多研究小组，多数是与公司联合组成，如数据库小组、英特尔小组等，每个课题都能得到5万美元以上的资助。许多课题都是科学前沿的高科技课题，如超微型计算机、平行系统计算机，据说世界上只有3个人在做此项研究；与国家半导体研究所合作生产一种新型半导体机器；与IBM、斯兰贝格合作发展一种自动检测半导体性质的专家系统，等等。激烈的竞争，使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和充足的经费，给研究园区带来了发展。由于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70-80%的成果可用于工业，这个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及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公司的赞助。我们从中心门口墙上的铜牌上，就可看到刻有各公司的捐款情况。所以，这里的设备理所当然是最先进的。

　　例2 大学与工业合作的各种渠道

　　研究园区实际上是将大学的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大学和公司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为保持大学--工业之间良好的持续的合作关系，大学的实力与工业目标之间必须有很好的配合。对于研究园区的公司、企业来说，它们的成功，往往不是取决于诸如接近市场、原材料或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等方面，而主要取决于是否及早地取得了大学研究成果的信息。一些在高科技领域竞争的公司，为什么要靠近大学？正是由于这些大学从事着科学领域里的前沿工作。为取得良好的合作关系，企业既要尊重大学的学术目标，又要利用大学的智力。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进行着基础研究，还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基础研究不仅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工业和研究室内进行。合作形式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工业对其进展进行持续地跟踪。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从事的应用研究常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教师当企业顾问；二是：企业吸收在开发活动方面具有研究经验和才能的学生。例如，斯坦福大学有80位教师和大约400名学生参加了集成电路系统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外，斯坦福大学还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公司企业的联系。如开设专业课程、办夜校、任顾问、当董事，共用研究设施、联合研究、研究生参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斯坦福大学还采用闭路电视，把生动、形象的电视课程传送到坐落在研究园区的高技术企业，允许企业职工在不离开工厂的情况下获得学位，对攻读硕士学位者采取灵活措施，不一定要住校学习，甚至不要求写论文。1983年大约有50个公司的350名学员攻读 "斯坦福大学优等成绩合作计划"的课程。各公司对这些学员的学习也十分支持，他们对参加学习的职工，支付了不正规学生加倍的学费。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对公司来说，技术转移的速度十分惊人，往往教师刚刚获得的实验成果和毕业生的革新计划，能马上在公司中实现。对大学也有很多好处，如可以从公司企业那里获得用于建立研究奖学金、增聘教师和购置实验设备的资金。特别是在硅谷，有许多公司曾在几十年前因免费使用过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而怀有感激之情，而今正是这些公司，在资助斯坦福大学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结语

　　斯坦福大学的发展，同硅谷的繁荣，与斯坦福校友在硅谷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1、如前所述，斯坦福因出租闲置土地而获得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稳定收入，从而吸引了人才，提高了该校的竞争能力。在硅谷地区发迹的斯坦福校友对母校也作出不少贡献，这所学校有一种捐献的传统，许多校友都继承了这种传统。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当初从特曼那里得到538美元的资助而办起了惠普公司，在他们发达之后，不忘母校和师恩，于1977年回赠920万美元，建造了特曼工程中心。惠普公司还是斯坦福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这一现代化的研究基地的赞助者之一。前任校长肯尼迪为了斯坦福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进行了该校的第四次筹款活动，目标是11亿美元，他们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出了预计的筹款数额。斯坦福大学财源茂盛是她发展的基础。

　　2、硅谷成为斯坦福师生实习和开发基地，教授们在硅谷可以拥有自办公司，或在各公司兼职，学生仍然可以在各公司实习和就业，师生们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在硅谷迅速转化为技术成果或产品。与硅谷联系最密切的电器工程系，其大部分教授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硅谷企业的活动。

　　3、硅谷的发展促进了斯坦福电器工程系的建设。如上面提到的特曼工程中心。以及有20家硅谷公司在该校建立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后者是由林维尔教授主持的，该中心每年培养100名硕士，30名博士。20家公司对他们有优先雇佣权，它们还派出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到中心参加研究工作。这个中心的设施是世界一流的，它使电子工程系的教学和科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斯坦福作为硅谷的心脏这一地位更加稳固。斯坦福的设想诞生了硅谷，而硅谷的发展又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使斯坦福成为硅谷地区最成功的一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