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嘉豪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种固定的印象，“搞科研”和“赚大钱”是万万不可兼得的。

无论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一辈科学泰斗，还是身边科研院所的工程师；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态度，相比于其他行当，科研、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科研，都意味着更枯燥的生活与更艰难的挑战。

科研工作严谨且高难度，多少人的多少次实验与思考才能凝结出一点点的进步，而且在这过程中失败率极高，不确定性非常大。这天然与“赚钱”所追求的“效率”“确定性”“规模化”“可复制”相悖。

当“低垂的果实”被摘完，科研的难度更大了——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延迟了6年，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大概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都还在学习知识，等到60、70岁才可能达到攻克新难题的水平。生命所有的时间倾注于此也不一定能出成果，更别提把精力分出来“赚钱”了。

但随着观念、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变化，科研的道路分叉开来，一条是继续研究科学本身，一条则是结合研究与实际应用。

很多人开始选择后者：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陈天石创办寒武纪；

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工程学院杰出学人汤晓鸥创立了商汤科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学博士朱珑创立了依图科技；

慕尼黑大学计算机博士、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余凯创立地平线；

曾在全球顶级光学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SMART3D光学系统组任职的黄源浩成立了奥比中光；

专注步态识别的银河水滴，其创始人黄永祯曾是自动化所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来到了写字楼。当科学家成为企业家，“搞科研”和“赚大钱”可以兼得吗？

换种方式改变世界

既搞了科研、又赚了大钱、还改变了世界的案例在历史上其实不少。

在1957年9月18日，这个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天之一的日子，八位年轻科学家集体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创办的公司提交了辞呈。

在著名投资人洛克的帮助下，八位年轻人得以与仙童集团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见面，成立了后来世界上最大半导体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八人之中的诺伊斯和摩尔（摩尔定律的发明者）在后来又创立了如今的科技巨头英特尔。

再比如ARM的创始人赫曼·豪瑟，他拥有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实验室曾诞生了29位诺奖得主，包括电子、中子、波粒二象性、DNA的双螺旋结构等重要发现都是这个实验室的成果。

但他的科研人生却被家人朋友不看好：“这样下去永远也赚不到钱。”

直到1978年，他结识了剑桥本地的企业家克里斯•库里，决定一起创办剑桥处理器有限公司，从此打开了商业世界的大门。据报道，他目前身价高达1.5亿英镑，并且在新西兰有自己的农场和海滩。而ARM在行业里更是有公认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科学的应用从来都有价值。换位到科学家的角度，也不是每个人都追求纯理论层面的研究。“做技术的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做的东西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主任科学家涂威威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而当科学真的落地到场景中去的时候，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都会是巨大的。

“面对科学家下海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羞愧，那是情绪绑架，很多科技只有落地到应用层面才能显示出价值，而应用场景中的各种情况、数据也可以反哺科学研究。”一位学院派创业者表示。

科学与商业冲突吗？

换种方式改变世界，这听上去很酷，但一个核心问题决定着这种方式能否走得长远——人的问题。

在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看来，“大牛光环没什么用”，很多科学家“连工程化能力都没有，更别说产业化能力”。而联想创投总裁贺志强曾表示，在投资寒武纪时，最担心的是从中科院孵化出来的团队，是否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是否有商业运作的头脑。

过往历史上，兼具科研能力与商业思维的人无疑是凤毛麟角。当科学家们走进尔虞我诈的商业世界，他们能吃得消吗？

对于人来说，商业世界利益联结复杂，风向瞬息万变，然而学界讲求的却是不受外界打扰，潜心钻研。从科研室到写字楼，科学家们转换的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状态。

对于公司来说，既然成为了公司，势必要按照“公司”的游戏规则，一旦登陆资本市场，还得接受投资者的拷问：有没有核心技术？商业化落地情况如何？投入产出效率高不高？

目前很多“真科技企业”还是亏损状态，一些上市公司也曾在招股书中明确标注公司可能面临短期无法盈利，未弥补亏损存在持续扩大的风险以及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且研发成果未能及时转化的风险。

这时候科学家的一腔热血就很难让投资者买单，市场的反应或许会在无形中牵引企业走向更容易出成绩出效果的业务。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故事早已上演了多次。

如果说科学家掌握的技术是那个“1”的话，那么产品化、商业化的能力就代表着“1”后面的“0”。创业之后能做到多大、走得多远，看的正是这个“0”。

是个好时代

有没有两者兼顾的解法？

在硅谷，科学家创业的路径往往是先有创意或核心技术，然后成立公司，找投资人和律师完善知识产权并申请专利，最后找工程师团队。而所谓的工程师团队，不但要掌握技术，并且要能够将技术产品化，他们往往具备极强的将技术与创意转化为产品的能力。

除了依靠帮助创意落地的工程师之外，很多创业的科学家也会选择“团队协作”——他们自己不去做CEO，而往往作为联合创始人和CTO存在。

2019年，主要针对大学创业团队的投资机构Osage University Partners (OUP)从4000多个由科学家创立的初创企业中选择了263个进行了分析研究。OUP将这些CEO分成四组，来描述创始人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分别是“校友创始人”、“教授CEO”、“教授是创始人但不是CEO”、“外部授权”。

结果显示，“教授是创始人但不是CEO”成为主流，263个企业中有超过90个企业是由大学教授创立，但教授并没有担任其CEO；只有20多个企业是由教授创立并且担任其CEO的，是上述四种类型中最少的。

OUP调研中创始人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分布图

然而，科学家进入商业世界也并非只有创业这一条路径，为大公司效劳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博士、微软首席科学家Eric Horvitz从1993年起就任职于微软；

Tensor Flow的开发者、华盛顿大学计算机博士、软件工程师Jeff Dean从1999年起就任职于谷歌；

美国著名发明家和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博士Ray Kurzwell现任谷歌首席科学家；

深度学习之父，同时是2018年图灵奖的获得者Yann LeCun则任职于Facebook人工智能研究院……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的“商业化”已经是再常规不过的事，而在中国，这个趋势也逐日明显，且时代也在给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能站在巨人之肩上更进一步。

黄永祯曾在多个采访中提到，“银河水滴的步态识别技术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四代研究人员克服了无数困难、二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2017年5月10日，中科院计算所I-Tech创新创业学院成立，所长孙凝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创新创业学院就是要帮助科研人员完成创业的角色转变。

一位投资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科技公司这几年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这也是科创板设立的原因。他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亟需提升，科学家创业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国家也有砸钱的决心。”

尽管如上文所说，进入商界的科学家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随着大公司的吸纳、政策的支持、人才的涌现，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各种优秀特质：远超常人的对于科技的认知、实验室所磨炼出的沉稳性格、科技圈投资圈的老朋友们，科学家们或许真的迎来了从幕后走上前台，进入商业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时机。

再回头看，“搞科研”与“赚大钱”其实并不冲突。科研的落地，需要场景的支撑，场景的应用自然能带来不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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