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文具厂？

近日，一则关于东莞虎门南栅国际文具制造有限公司结业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据消息称，由于全球疫情、欧洲战乱及银行收紧信贷融资等原因，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采取了减员、压缩开支等一系列方式自救，但最终无法挽救，供应商停供，恶性循环，公司不得不宣布于2022年3月21日正式结业。

一位曾经在南栅国际文具工作的员工，知道公司结业后忍不住感慨：“这在本地算是个老字号大厂，没想到说倒就倒了。”

1988年，国际文具在东莞设厂，后来这家文具厂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专业从事文具夹生产、经营的企业，厂区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员工多至上万人。如今，一纸通告，悄然倒塌。

但压垮南栅国际文具的仅仅是疫情吗？一个尴尬的事实，作为文具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人均文具消费额约为105元/年，而全球平均人均消费水平约为240元/年。对比书写习惯相似的日本，2021年，日本人均年书写工具消费额约为44.2元，我国用笔年书写工具消费额为17.6元。

我们越来越不需要文具了吗？

逃不过疫情这一劫

在这些年整个文具行业保持着极低个位数的增速状态下，疫情给我国文具市场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文具市场供过于求，产品大量出口，整个产业严重依赖海外市场。南栅国际文具就是一个代表。

据东莞虎门镇招商办官方信息，南栅国际文具生产的文具夹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60%以上，该公司约有八成的业务是靠出口外贸。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海关数据显示，这一年中国文具进口额为29.57亿元，同期出口额达到350.8亿元，而这与2019年的409.56亿元相比下降高达14.34%。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活页夹等文具的使用量下降，外贸出口急剧下降，产品库存量积压，直接压垮了南栅国际文具。

这仅仅是文具制造产业的一个缩影。

去年广交会活动期间，有媒体调查了参展企业，一家文具行业的出口公司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我们的订单量减少了50%左右”。一方面疫情导致海外客户对文具的需求量降低，订单骤减，另一方面，国际运费的上涨，造成海外客人不愿意补货。“很多客人的订单量仅仅是维持基本的库存，不再整批量下订单，到货了不提货的情况也有发生”。

宁波同样一个做文具进出口生意的商家称，“疫情前，客户通常是两个星期下一次单，目前可能要三个星期下一次。”

疫情冲击的当然不只是依赖出口的文具企业，还包括晨光、齐心、广博等国内文具头部企业。

2020年，晨光文具实现营收131.3亿元，同比增长17.9%，净利润12.5亿元，同比增长18.4%。从表面看，这份财报可圈可点，可对比最近三年的经营业绩，晨光文具难掩颓势。据公开信息显示，晨光出口业务占公司整体收入还不到3%，这使得其避开了疫情的最大冲击，但是疫情阻碍了晨光文具继续依赖线下门店快速发展的路线，扩张反而成为公司的负担。

2019年，晨光文具零售终端数量超8.5万家，到2020年这一披露数值已缩减至8万家，2021年似乎也没有重新增长。

在国内文具消费市场上，疫情反复，学生普遍线上上课，对文具的消耗自然就少，同时他们去校边文具店购买文具的需求也在减少，这都将直接作用于文具企业。更关键的是这时又迎来了双减政策，对文具企业来讲可谓是“雪上加霜”。

无纸化阻断文具的出路？

相比出口海外的文具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的文具龙头们其实还活得比较滋润。以晨光为例，根据公司 2021 年业绩快报，晨光实现营收 176.1 亿元，同比+34.0%，2012-2021 年营收 CAGR达28.1%，归母净利润15.2亿元，同比+21.0%，2012-2021净利润CAGR达23.6%。

这份财报的表现已然相当亮眼，可新的变化也在其中。比如办公直销业务营业收入逐渐增加，占比从2019年的33%增加至2021Q1-3的41%，直接超过了书写工具、学生文具等传统核心业务。

办公直销业务，即2B办公业务，也就是说，晨光文具的主流客户群体正在从学生转向企事业单位、世界500强等B端企业。

这其实也是国内文具企业的无奈之举，人口红利消失、学生经常性上网课、出口受阻等因素，直接削弱了C端消费群体对文具的需求。但是，企业端直销在给晨光等文具企业带来增长空间的同时，危机也伴随而来，疫情之后，随着数字化转型成为各类企业的迫切要求，无纸化办公的进程无疑被加速了。

首先是银行；银行是最早推行无纸化办公的主体之一，因为近几年来支付、理财等业务迅速线上化，数字化获客、活客、场景化服务等在银行的业务开展中越发重要，企业收付、贷款等业务也朝线上化迁移。线上化，让各项业务的办理流程逐渐简化，纸质材料逐渐不被需要。

其次是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在线办公的普及，大量节约了办公用纸。如百度，通过百度如流，公司在报销、文件传递、合同签署等方面实现了无纸化办公，据悉，仅无纸化报销一项，公司一年即可节约51万余张纸张。

另外，一位广州谊园办公用品美术用品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过去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用纸需求也很大，如今，更多业务转为线上办理，原来办理一项业务需要复印10张纸，现在只跑一次可能1张纸或全线上办理就可以完成。他还称，“（谊园）学生文具比原来下降约30%，办公文具下降了近60%，其中文件收纳类、纸品类文具下滑最多”。

早在2017年，美国文具巨头史泰博以69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卖给了私募基金 Sycamore Partners。

让这个巨头被迫“卖身”的，一个是亚马逊，另一个就是无纸化办公。从2012年开始，美国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消费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笔、纸、碳粉以及打印和复印服务等多个办公场景中的传统核心产品需求逐渐下降。

完全的无纸化办公或许是一个神话，可是无纸化已然成为企业及机关单位办公的大势所趋，这让国内文具企业的B端业务增长或许只能是短暂的。

走不出低端文具的“怪圈”

数字化、无纸化席卷全球，但在日本，文具店似乎又是一个游客不能不去的地方，上千种独具特色的文具和手帐，透露着不可低估的技术和工艺优势，而每年的日本文具店大赏，更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具控们。

相对地，围绕在晨光等头部文具品牌的则是“抄袭大户”，这难免让国人感觉尴尬。

其实这和国内文具市场的整体状况相似，目前我国4.3万家生产企中，90％的企业其销售额不到1千万，超过10亿销售额的仅有晨光、齐心、得力、广博等4家，而在这90%的文具生产企业中，超过70%以上的竞争集中在低端产品。即使是晨光、齐心等品牌，也常常被诟病缺乏开发设计的创新能力。

为什么我国的文具产业长期困于低端？因为技术吗？

几年前，一个问题曾在网络舆论中掀起讨论：为什么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圆珠笔球座体用到的是直径2.3毫米的特种钢材（钢丝），这一生产技术长期掌握在日本、瑞士等国手中。直至2017年，一家名为太钢集团的公司正式宣布，其研发生产的圆珠笔笔头用不锈钢新型材料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制笔厂家。

但是，技术突破带来的不是产品创新，似乎是产能过剩及研发浪费。在圆珠笔笔头的制造和生产上，日本、瑞士等国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将价格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也就说，买远比自己造要合算。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自主研发的笔头完全代替了进口，对于文具行业、对于技术竞争的意义大吗？不大，我们需要的是在关键领域内实现技术自主化、国产化，而非圆珠笔笔头这种“小玩意”。

真正将国内文具产品困在低端的，一是产品力弱，二是IP的匮乏。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有哪些对于高三学生来说堪称神器的文具和生活用品？”从答案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具对学生的吸引力远比晨光等国内品牌要大。这是主要因为日本文具的制造更加精细工艺，而且极具创造力的产品设计总能让消费者耳目一新，吸引他们驻足观看或购买。

另一点，日本两大文具巨头—国誉和百乐，都擅长与其他品牌、IP合作，打造高附加值文具，这得益于日本动漫产业的成熟发展，为文具品牌提供了大量的经典IP资源。反观国内，全球化的IP少之又少。

晨光现在也把重心放在了文创IP上，与“故宫”、“人民日报”、“时尚芭莎”、“大英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合作推出过一系列产品。但无论和名创优品联名全球知名IP，还是与泡泡玛特的自有IP相比，晨光文具合作的IP也更小众，这导致消费群体的购买意愿相对较低，也很难打造出爆款。

文具，从历史脉络来看，起源于我国，辉煌也在我国，笔、墨、纸、砚、字帖等文具，传承千年至今。然而，技术的进步似乎让现代文明开始排斥文具，它不会消失，但很可能成为一个希望寥寥的夕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