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提出与城市商业交易效率相关问题的是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论述了运输效率与商业交易的关系。他认为,水运比陆运的运输效率更高,如果没有水运的发展,则市场的发育、劳动分工的发展将受到影响。

　　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好几个地方论述了运输效率对资本周转的影响,他指出:“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时间。”“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他在分析级差地租形成时也提到与交通效率相关的问题,他指出:“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

　　杜能在《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指出,运输费用对人类生产、经营、商业活动的影响巨大。

　　韦伯在《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中指出,运输费用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工业的基本定向起最有力的作用。因此,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地点首先是运输费用最小的地点,这就是运输区域法则。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每当交通工具跌价,和远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每有新的便利,会使下业分布于某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随着变化。”在这里,他分析了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工业地理分布的影响,但他没有对其原因加以分析,而且将“运输成本”从主流经济学中删去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新经济地理学”的面世将空间和运输费用的问题重新拉回到主流经济学中。

　　“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城市集聚是集聚力和扩散力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不可分性,企业集聚起来实现规模经济是有利可图的,而市场的地理分布和运输成本使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运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企业集中到一定区域以降低固定成本。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它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交易效率的问题。

　　但最早提出交易效率概念的是著名的华人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在1988年和1991年的论文和专著中多次提出并应用了这一概念。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都重视运输成本的作用,但存在重大差别。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运输技术、运输设备、基础设施对运输成本的重要作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强调上述作用,更强调政治制度、法律规则及其对整个经济体交易效率、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到交易效率,是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交易效率能避免交易成本不考虑运输成本的缺陷,以及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面临的难题。同时,它克服了交易成本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吋难以量化、难以操作的问题,为交易成本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赋予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