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领导与文化

　　实现和谐领导必须注重道德建设。道德也是一种表达关于应当的理性智慧。人怎样生活、应当怎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我们在社会生存应当如何全面和谐的发展、去规划人生的蓝图?也就是说，在道德的应当要求中，蕴含着一种智慧，一种为人类社会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并给人类社会提供合理性论证的理性智慧。同事，道德是法律之外的约束力也是一种表达关于可能的理性。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里有很多种甚至是无数种出现的可能性，它需要在若干种可能中作为一种人类理性智慧，去判断选择最能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理想和吻合大家生存愿望的那种可能。正是出于在这个意义上，它表达并预设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智慧，规定社会发展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调整和把握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交往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现实性形态，除了应该在精神层面上建立道德规范来指导和制约自己的社会行为，还必须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尽可能地满足所有参与者自由活动意向的可能性规则，这就是文化交往的内在形式。作为交往关系的道德准则不应当仅仅是做人的品质和规范，而应该上升到人们认知理性自觉的高度。

　　实现和谐领导还必须注重民族文化建设。从领导研究中得到的一个明显结论是，有效领导者并不使用任何的单一风格，他们根据情境调整自己的风格。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知道在确定哪种领导风格更为有效时，民族文化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情境变量。例如，一项有关亚洲人的领导风格的研究揭示，亚洲管理者喜欢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的决策者、良好的沟通者，同时还能对员工给予支持和鼓励。民族文化之所以影响到领导风格，原因在于它影响着下属做出回应的方式。领导者不能(也不应该)随意选择他们的风格，而是要受到文化条件的约束，因为下属的期望基于他们的文化基础。思考一下这些现象：韩国的领导者被期望对待员工如同家长：对于阿拉伯的领导者，如果对方没有请求你就表现出仁慈和慷慨，会被其他阿拉伯人视为软弱可欺的表现；日本的领导者被期望作风谦逊，而且说话很少；荷兰的领导人如果在公开表扬时只点了个别员工的名字，很可能只会让这些个体感到尴尬，而不会激发他们产生工作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