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来源

管理思想来源之一:

熊彼特对德鲁克选择从事管理咨询和管理教育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德鲁克作为目标管理的发明者,时刻不忘给各种事物寻找合适的衡量标准,而他自己检验人生成功的标准是在熊彼特的启发下确立的。

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早年才华出众, 自负而且虚荣,后来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1950年元旦,熊彼特临终之前,德鲁克父子去看望他。

熊彼特赠言道,一个学者仅仅凭借自己的著作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他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将许多优秀学生教育成了一流的经济学家。 这番肺腑之言对德鲁克的影响极为深远。1995年德鲁克与日本企业家中内切谈话时再次强调说,“我一直未曾忘记这段谈话。

我学到了三件事:

第一,人必须要问身后希望别人记得你什 ?

第二,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不仅是个人的成熟程度要有所改, 同时也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

第三,能让别人的生命变得有所不同是件值得后人记住的事情。”

不仅如此,熊彼特及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命运也折射到德鲁克身上。 哈耶克由于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以至于被欧洲知识界视为异端,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前往美国。 1974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居然建议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免经济学家由于获奖而变成权威,压制新的思想。

凯恩斯与熊彼特同年出生,去世的时间也相去不过4年。1983年是两位经济学家诞辰100周年,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凯恩斯生极荣耀死亦哀荣,熊彼特却是身前身后两寂寞。

德鲁克多次说《现代预言家:熊彼特还是凯恩斯? 》是自己最得意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就是写于1983年,德鲁克有感于两位同辈经济学家身后凉热不均而作此文,也算是借两位先贤的不同际遇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 “大量的著作、文章、会议和演讲祝贺凯恩斯诞辰100周年。 如果最终有人提起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的话,也一定是在一个小型的博士研讨会上。”

德鲁克自己也品味过这种寂寞,也许正因为如此, 他才自称为“旁观者”(Bystander)。这些思想领域的旁观者,其目光往往超越时代, 看到了人所未见的未来景象,但是其观点却被斥为异端,往往遭受冷落甚至迫害。 等到他们的思想成为常识, 他们已经老去或被遗忘。 在思想史中,一些旁观者往往被低估甚至难有一席之地。 后学者即使再度发现了他们,最后可能只不过是在小圈子里欣赏。 如果他们知道中国诗人李白在千年以前就高声吟唱“古来圣贤皆寂寞”不知这些西方大贤是否会感到如遇知音。

管理思想来源之二:

一位英国的女性管理学家对德鲁克的影响也颇值得一提,她就是玛丽 ·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Follett,1868-1933)。玛丽帕克 福莱特是管理思想史上少数几个杰出的女性管理学家之一,曾经被管理学界所遗忘。

今天我们能够在管理思想史中找到她的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鲁克的努力。 1951年,经过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的介绍,德鲁克阅读了福莱特的作品。 此时,福莱特已经离世18年.德鲁克对福莱特推崇备至,毫不吝惜地称之为“管理学的先知”。如果说上述先哲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引导德鲁克确立了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 那么福莱特则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管理原则,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福莱特的影子。

在20世纪初期,几乎人人都认为企业不过是经济组织,管理不过是一个工具箱而已。 对福莱特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企业是社会性组织,管理是组织的一种功能。

在那个由阶级斗争的狂热信仰主宰的年代,在劳资冲突的巅峰时期,在美国劳动法及工会章程都以劳资冲突不可调和为基本假设的时候,福莱特强调了矛盾建设性的一面,并试图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解决矛盾。 福莱特提出 “建设性矛盾”的概念,主张以“和谐统一” 的原则通过 “创新”来解决各种冲突,主张解决矛盾冲突的唯一途径既不是“胜利”,也不是“琴协”,而是双方利益的平衡统一。

福莱特认为,社会过程的核心不是相似性,而是大家的分歧通过相互渗透而达到和谐统一。 自然界热切地渴望对立,正是通过对立而不是通过相似才取得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福莱特管理不仅限于企业,而是在所有组织中甚至政府机构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福莱特认为,民主制度的精髓在于创造,民主制度的技巧在于集体的组织。 我们只能通过组织找到真正的人。 个体的潜能除非在集体生活中释放出来, 否则就只能是潜能。

集体或组织通过民主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形式实现和谐统一。 对于民主管理,管理者应当给工人们一个机会,去培养自己的能力,或者培养自己的权力。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当作为合作者来工作。 自我管理有助于个体以及个体所隶属的组织的发展,自我管理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以达到共同目的,个体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集体,无论它是大是小,无论是工厂还是社区,是工会还是行业协会。 福莱特的根本目的是要重新塑造公民。 “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心理的、伦理的以及经济的难题,我们有的只是人的问题,涉及心理、伦理以及经济各个方面,并且比你所愿意设想的还要多得多,还常常发生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们必须通过整体来研究整体,而不仅仅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分析来研究整体。 整体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且取决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福莱特所处的时代正是乱世之秋,强权国家正在企图通过制造矛盾和冲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人们的心灵被恐惧与仇恨所笼罩。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氛围之中,任何理解对方的尝试都无异于对战友的出卖。 因此,福莱特的观点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赞同。 德鲁克十分欣赏她的观点,在《公司的概念》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福莱特思想的影子。'德鲁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线,以及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福莱特的见解也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继承了 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德鲁克在希特勒政权的鼎盛时期就预见到法西斯终将失败,未来的工业社会必将是一个围绕大公司形成的新社会。 对这个新社会的领导性群体-大公司的关注,引导德鲁克最终进入了管理学领域,由于深受欧洲人文思想的熏陶,使德鲁克创立了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