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德鲁克

推崇德鲁克的企业家中,张瑞敏可算一个很好的代表 他不但自己仔细研读并且热心地向读者推介德鲁克的著作,还将德鲁克思想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相结合推行了一系列创新战略。

1984年,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公司的前身)厂长。 张瑞敏兼收并蓄、自成一家,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 充满竞争力的海尔管理模式。 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都面向市场的SST市场链管理,海尔公司在张瑞敏领导下不断地创新,由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实现了国际化经营的中国第一品牌,并在全世界获得越来越高的美誉度注。

为今天海尔公司的成功奠定基础的OEC管理法(Overall,Everything,Ev-eryday,Everyone,Control and Clear,简称OEC),是在学习 、吸收和发展国内外先进管理理论和优秀做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它最核心的理论渊源就是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

张瑞敏谈到第一次读德鲁克的书时,感到冲击最大的一句话就是“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这句话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很令人费解,因为那时好工厂的标志就是要轰轰烈烈,要激动人心。 张瑞敏细细琢磨才体会出道理所在:那些在突发事件中表现英勇的人和事的确激动人心,但企业需要的不是停留在对这些英雄人物大张旗鼓地表彰上,而是要扎扎实实建立避免发生这类突发事件的机制。 有效管理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将例外管理变成例行管理。从1984-1992年,张瑞敏8年磨一剑,专心只做冰箱,创立并完善了 OEC管理法,为日后海尔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OEC管理法在目标管理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借鉴了日本企业的做法,通过永不停止的改善和提高以实现更高的_目标,做到 “日事日毕, 日清日高”它不仅仅将企业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到最末端的执行单位,而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将每项工作的任务目标落实到每人、每天,形成 “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 的氛围。每天下班前根据目标对工作完成的情况 "日清" ,将日清的结果与其本人的奖罚激励挂钩,形成了目标、 日清、激励三者间的良性循环。

通过推行OEC 管理法,使一个濒临倒闭、开不出工资的集体小厂不仅迅速扭亏为盈,而且提高了整体管理素质,解决了当时在管理上普遍存在的无效、无序的问题。

海尔起飞之前锻造了一对强健的羽翼,一只翅膀是OEC管理法, 它的推行使得企业实现了内部管理精细化;另一只翅膀是服务,在产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条件下,海尔就坚定不移地推行了五星级服务,实践了 “顾客即企业”的理念。 海尔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流程再造超越了 OEC管理法注重内部管理的局限,更为彻底地体现了服务顾客的理念。

海尔在1998年开始了以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持的流程再造。 在组织再造上, 就是变直线职能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为扁平化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以努力实现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零距离。 而在人员的再造上,则是将管理人员变成SBU(策略事业单位),即每个管理者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经营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市场和市场目标,自主制定自己的市场策略,以最快的速度去创造新的市场、新的需求。

德洛克对我们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对德鲁克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种喜爱《红楼梦》的理由,也许每个人聆听德鲁克的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就管理学发展来讲_起码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德鲁克激起了中国管理学界对于管理学学科性质的反思; 另一方面是德鲁克的治学风范对当前学术风气的触动。

德鲁克确立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艺术的学科定位, 引发了我们对管理学学科性质的反思。 德鲁克一方面将管理学与传统人文学科相联结,从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多种学科汲取营养,赋予管理学以深厚的人文精神。 另一方面德鲁克又从组织的角度展开对社会秩序的研究,使管理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并为管理领域的其他工具性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长的环境。 长期以来, 我们将管理学视为一门工具性学科,视为提高生产率的手段,视为组织建设的技术,而忽视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范式的构建, 从而使之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基金的学科分类体系中都没有将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以组织管理为核心的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参照系,即通过良好的管理建立起和谐的企业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公民社会。 在德鲁克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无论是即将过去的工业社会还是正在到来的知识社会,都有其代表性的组织和代表性的群体。 在工业社会里,大型工商企业是其代表性组织,企业雇员是这个社会的代表性群体。 在知识社会里,除了大型企业之外,一些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日益成为社会的代表性机构,知识工作者群体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群体。也许这些组织和这些群体在数量上并非占大多数,但是它们不仅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们因此而必须充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者,树立伦理标准,负起社会责任。

尽管在改革开放近30年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旧处于历史性的困惑之中，中国的企业甚至是一些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代表性和领导性机构,反而肆无忌惮地侵害个人和社会利益,掠夺自然资源,破坏商业伦理,而无法承担倡导时代主流价值的责任,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与信任。 对这个问题的求解可能是德鲁克思想近年来在中国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