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商战论
一、郑观应商战思想之内涵
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的维新思想著作《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青》以“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给病人膏肓的晚清政府开出了一帖济世良方。晚清名臣张之洞评价《盛世危言》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出版后,引起了朝野轰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据统计,此书共刻印了10多万册。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对此书称赞不已,光绪皇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盛世危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惠及后世,甚至它还流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书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二、郑观应商战思想之肇始
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商战”的口号的确实是郑观应,然而,商战的概念并非其首创。“商战”一词的提出,可追溯至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之中。曾国藩在信中写道:“至鬻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两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锄此后,“商战”一词便慢慢开始流传。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中所特有的一个范畴,郑观应的“商战”论思想的形成不能归功于郑观应一人。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包世臣就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问题有所涉及,他指出:由于“洋布大行”,价格远低于土布,以至江南一带的手工纺织业已大批陷于破产,并进而影响到棉花的销路,造成了“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城乡经济衰落的情况。包世臣察觉了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一些现象,但是对其性质还无认识。光绪四年(1878年),湖广道御使李瑶指出:“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进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赞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血,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卤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由此而见,李瑶对“商战”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曾国藩的弟子的薛福成亦指出:“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通商会使中国利权不断外溢,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
前人对于商战的理解和总结是零散的,郑观应吸取了前人思想的精华,并结合了自己的商海经验,提出了系统的“商战”理论,他的理论思想表达的更为全面、更为明确、更为系统,从而使其“商战论”思想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经济学说。
三、郑观应商战思想之启示
《盛世危言》贯穿“富强救国”的商战主题,郑观应力主用“商战”即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那它在世界之林不可能有发言权。
进入2l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交流愈加频繁,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国与国之间无时不刻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商战”,然而,今天的“商战”已经不同于晚清时期的西方的经济侵略,宋鸿兵称职为“金融战争”。宋鸿兵指出,国家的边疆,不仅是由陆疆、海疆、空疆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第四维:金融高边疆。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谁能控制金融高边疆,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战略优势,而金融高边疆的崩溃最终必将导致政权的崩溃。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根据对当时国情的考量和判断而得出结论,是一种务实的思想。然而其思想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在外国资本侵蚀的情况下,我国尚不具备商业立国的条件,因而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又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思想确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是值得肯定的,其经济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