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企业理论的形成

　　动态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动态企业理论的兴起，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同时也直接和主流经济学及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缺陷有关，这些缺陷削弱了新古典理论及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新古典理论在“需求—供给”框架下采用均衡分析方法，局限于静态分析；现代企业理论的契约学派没有完全跳出均衡分析范式的窠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古典理论的静态缺限，但至多只能说是比较静态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严格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进入壁垒，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在长期均衡中，市场是出清和充分有效率的；企业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充分，因而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对未来的预期。这样，企业被抽象成了一个“黑箱”，是一个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组织，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外生变量，即给定的技术、成本结构和市场条件。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市场价格）的状态下运行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显然，新古典企业理论抓住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企业具有生产功能，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这个貌似无所不能的企业却是彻底被动的”。

　　始于科斯（Coase）的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企业“黑箱”.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相关的交易费用，这样，就有必要形成一个替代性的组织——企业，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从而达到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的目的，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按照科斯的逻辑，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节约交易费用虽然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科斯把这一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克莱因、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认为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的实体。克莱因（Klein）等人则从契约的不完全和资产专用性出发对“要挟”理论和契约自我履行机制作了进一步分析。格罗茨曼和哈特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揭示了企业纵向一体化对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但我们认为它并没有步出新古典理论均衡分析范式的窠臼。科斯的中心论点——在存在交易费用条件下，企业产生于对价格机制的边际替换——仍然是以市场均衡论为基础的。而无论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还是克莱因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格罗茨曼和哈特的资产所有权理论，实际上都不过是在市场均衡范式中做一些局部修正。这样的企业只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同质企业，企业的成长力量是外生的。路风指出：“在这些理论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典型的新古典理论信条：市场是第一位的，而企业是第二位的。”据此，我们把现代主流企业理论——企业契约理论归之为静态理论，充其量算是比较静态理论，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动态企业理论的形成克服了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范式的缺陷，扬弃了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范式，开创了对企业进行动态分析的先河。动态企业理论源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以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为形成标志。潘罗斯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写出了动态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的经济演化理论则为动态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企业制度变迁学派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层面探讨企业的演化成长，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理论则揭示了企业演化成长的内在动力，网络组织理论揭示了企业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有这些理论成果，把动态企业理论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