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企业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兴起之后恢复企业在经济理论中主动地位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把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自动破坏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进化过程”，一个“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过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后者较之前者，“其效力之区别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他的经典之作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当然，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显得宽乏，而把创新主体囿于企业家也招致非议。但瑕不掩瑜，他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思路。

（二）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

　　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部继承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也是“基于资源的企业观”和企业能力理论的奠基之作。

　　潘罗斯通过建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潘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企业的本性中，是否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力量既促进企业的增长而又必然限制着企业增长的速度？这个问题本身及其回答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均衡论的颠覆。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 “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她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由资源所产生的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演化成长。她认为，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能提高企业的资源积累率，而资源及其服务的积累又为组织学习创造了条件。潘罗斯特别强调团队作业的经验积累，认为它是企业的组织资本，起到推动企业内部合作和协调的作用。基于此，她提出管理团队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能力。潘罗斯还认为，企业内部总存在着未利用资源，这成为企业创造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创新是企业的内生过程，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罗斯在继承熊彼特传统的基础上，步出了新古典理论的均衡分析框架，把管理功能作为企业成长的解释性变量，把知识的增加定义为基于内部资源的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力，为当代动态战略管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尼尔森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理查德·R·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出动态演化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

　　为了克服正统经济学的局限，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尼尔森和温特建构了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模型。他们认为，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一系列的 “惯例”（routines）。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的集合”，“它可以是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即企业在运行中逐渐形成的行为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企业的惯例有三个：

标准的操作程序（特定的生产技术）； 投资行为（企业是扩张还是收缩）； 搜寻行为（发现新的技术）。

　　其中选择和搜寻是两个关键的要素。搜寻是企业的创新行为，给定一个创新流，选择环境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市场是一种选择环境，市场制度是培育创新的进化系统。可见，在尼尔森和温特的理论框架里，企业是动态的，永远处于搜寻和发展之中。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为新的经济理论大综合，尤其是为动态企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综合派在解释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方面捉襟见肘，而经济演化理论却能弥补这些缺陷。

　　当然，经济演化理论也面临很多挑战。该理论在逻辑性和完整性方面有所欠缺。特别是在运用生物学理论解释经济现象时，漏洞是明显的。纳尔逊指出了两点：一是在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和生物基因机制对应的经济机制。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其目的性。但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性的；二是来自制度方面的挑战。生物的进化有个相对隔离的环境，而演化经济学在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创新时，不能够忽略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

（四）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

　　对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威廉姆森主要从理论思维角度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和组织形态的效率；钱德勒则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切入，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由古典企业转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成长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工业革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一场以技术革命为主的纯技术创新浪潮，而是在本质上是一个以产权制度创新为基础的法治社会的建构过程。制度变迁理论是从另一个维度来探讨企业的演化成长问题，对企业的制度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它重制度轻技术的倾向不能不说是其重大缺陷。

（五）动态能力理论

　　对组织能力的关注源于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经济学家理查德森（Richardson）受潘罗斯的启发，在《企业组织》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企业能力概念，认为“能力”（Capabilities）是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企业倾向于专门从事其能力可以带来比较优势的活动。普罗哈拉德（Prahalad）和哈默尔（Hamel）提出，一个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来自于这样一种能力：以比竞争者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开发具有差异性的创新产品。企业是一个能力体系或能力的集合，企业能力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与经营绩效。而在超级竞争（hyper competition）的背景下，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即企业内嵌化的具有范围经济效应的知识与组织技能。

　　动态能力理论是当代战略管理领域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基于核心能力的刚性局限，该理论集中探讨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动态能力理论里程碑式的文献是Teece. Pisano和 Shuen（1997）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在这篇文献中，作者把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和“资源观”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动态能力”战略观的框架。作者强调了以前战略理论所忽视的两个关键方面：

　　第一，“动态”即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胜任（整合重构内外部组织知识、技能和资源）的能力；

　　第二，“能力”是指战略管理在更新自身胜任能力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

　　在Teece、Pisano和 Shuen的理论框架里，提出了组织和管理过程、资产状态和发展路径三个关键要素。

　　动态能力理论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理论前沿，当前的重点集中于知识、资源和能力的内生创造上。Helfat和Raubitschek建构的知识、能力和产品共同演进（co-evolution）模型，以及 Winter的关于能力学习的概念模型等理论成果，把“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动态能力理论秉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强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内嵌化的动态能力是构建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保证。该理论对企业应对环境的挑战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六）网络组织理论

　　网络组织理论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理论，主要探讨导致企业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安排及其演进的各种要素。该理论提出，无论是在市场之中还是企业内部，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都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这种相互联结和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企业间复杂易变的网络结构和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理查德森从企业能力的角度，区分了“相似性活动（similar activities）”和“互补性活动（supplementary activies）”，从而为网络组织的存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企业倾向于与其自身能力相适应的活动即“相似活动”，但企业所从事的只是某种分工活动。这种分工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经济活动价值链中的一环，因此，企业间的活动是互补的。互补性活动需要由不相关的能力去从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业来进行。互补活动的协调既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承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执行平衡供给和需求功能的市场来承担，而必须由企业之间的合作来承担。于是，理查德森扩展丁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提出了企业之外（市场）、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企业间协调机制。对理查德森从互补性分析企业间制度安排的支持性观点就是资源依赖论。该观点认为，在企业间协调方面，为了获得和保有资源，企业必须与环境交互作用。资源的内在化并非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有很多资源可从外部获得，这就意味着企业间活动需要复杂多样的制度安排。现实中的很多虚拟企业 （动态联盟）验证了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