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框架

　　从上述新熊彼特理论的特征可以看到，这种探讨对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理解能够作出许多贡献。如果注意到经济领域的现实，则尤其如此。甚至可以说，不运用新熊彼特理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就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对于这些复杂现象探讨，是其他经济学派难以进行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遵循它的理性经济人和价格机制在一组限制条件内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这正好与新熊彼特理论的有限理性、创新机制、突破原有条件限制的视角相反。运用这种新视角，新熊彼特学派深入探讨了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搭建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整体架构

　　无论如何，在现阶段，新熊彼特理论探讨仍然还没有提供一个成熟和完善的发展理论。在最近几十年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它首先集中在现实经济领域。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显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然而，技术创新并不是唯一源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发展与货币领域和公共部门相伴，并受到它们的影响，也利用它们的影响。关于新熊彼特理论发展的阶段，公认的是还没有达到高度成熟。因为，新熊彼特学派的目的在于，探讨公共部门、金融市场、产业部门在共同创新基础上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综合的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共同作用。

　　新熊彼特理论由三大支柱构成:一是经济的物质方面;二是经济的货币方面;三是公共部门。经济发展在这三方面以共同演进方式、推进方式、阻碍方式甚至排斥方式发生。为了理解至关重要的共同演化关系，新熊彼特理论明确了三大支柱的托架，即它们的目标都指向未来，而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以一个非决定性的方式推动或者阻碍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例如，只考虑到金融部门，可能会夸大实际部门的发展，导致危险的“泡沫效应”，引起整个经济的失败;或者考虑到公共部门不能应对全面的经济发展时，基础设施、教育等的滞后可能会成为经济系统发展的“瓶颈”。创新即新事物的采用包括全部领域，它不仅覆盖科学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包括全部的制度、组织、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创新。除了目标导向的创新外，过程导向的创新也要考虑到。因为，两者在时间上同时发生，且经济发展具有共同演化的本质。考虑到这点来理解创新，可以将新熊彼特理论定义为:新熊彼特理论是关于由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的创新成果的运用及共同演化所驱动的动态过程而引起经济系统根本质变的一种理论学说。这一定义包含了“质变”、“不时被打破的均衡”、“模式形成”三大基本特征。其整体理论框架见图1。

　　

　　(二)新熊彼特理论视野中的产业发展

　　新熊彼特理论的关键点是经济系统在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质的根本转变。虽然转变在宏观层面上是很明显的，但在这个层面上难以分析和理解。不过，这些质变的根源能够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动态上被发现。产业的动态潜在力量是在微观经济层面由新事物的创造和企业家决策所推动的。在经济发展史上，新产业反复出现，驱逐了原有产业，至少明显地改变了它们的相对比重。新产业的出现由创新驱动，由企业家的行动推进。

　　当前产业世界已经出现的结构和组织的最剧烈的转变，是由日益增加的知识的重要性所引起的，特别是与生产活动相关的科学知识和一个与日俱增的商业国际化的结合。以医药产业为例，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技术范例已经通过大量的并购，导致了早先的领头企业的消失，因而增大了小的技术导向新生物企业与已经很成熟的大医药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盟，最终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剧烈改变。近年来，知识密集化和全球化广泛地成为产业和产业经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此外，经济系统构成部门的剧烈质变，相关的竞争和制度的确立，导致了追赶和跳跃式的过程，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在以生物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由于潜在知识基础的高度复杂性，竞争不再在单个公司之间发生，而是经常在角色网络之间发生。在这里，新知识被集体创造和传播。最重要的是，公司经常不再仅仅在价格领域进行竞争，创新竞争已经起到了支配作用。

　　竞争与合作同时指导着经济角色的决策。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迫使传统制造业公司变得更大。它们或者通过自己增大，或者通过国内、国际并购增大。同时，它们还被竞争迫使或吸引创新。为了应对复杂的创新过程所带来的压力，它们被迫寻找与小企业、新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合作。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可以经常观察到小企业对技术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发生在微观层面的创新潜在地影响着部门构成。开发新的思想吸引着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与金融和科技网络具有良好的联系，科技、金融和企业家的结合最终导致新事物的广泛而又快速地出现和新产业的传播。

　　知识的产生和扩散过程源自于创新。但对一般性知识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的知识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新熊彼特理论中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知识作为一个不付费的公共产品已经不够了。新熊彼特理论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复杂性特征。集中于新知识的产生和扩散，从知识动力的观点看，剧烈的非线性过程进入了新熊彼特理论体系，决定着经济部门的发展动力和部门构成。

　　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存在的制度框架的不同，极大地增加了经济系统分析的复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突变性质和非线性特征。例如，成为经济现实部分的不平衡增长过程、追赶、交互跃进等，均属新熊彼特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新熊彼特理论中的金融作用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给出了金融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第一个启示。在他看来，除了创造性的企业家，承担风险的银行家是第二个最重要的经济动力。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和银行家的确应当被看作是共生关系:企业家为银行家开辟投资获利的可能性，银行家为企业家承担可能的风险。新熊彼特学派戴尼斯·罗伯特森(Denis Robertson)在《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中强调了各种现实理论中的货币因素。在他看来，货币制度不仅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力量，而且它对现实力量具有加强和削弱作用。

　　新熊彼特理论突出了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的共生和共同演化关系。排除银行家和银行系统，是不足以反映当代经济的多样性发展。除银行外，股市对努力获得资本的公司起到了明显作用。自18世纪末期以来，新的产业界对金融风险资本的需要量明显加速了股市的扩张。银行和股市的混合只是在私人普通股和风险资本公司出现后才得以扩展的。从根本上说，由于强烈地感觉到知识经济增加的技术经济机会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资本作为一种金融和技术知识的混合物，集中服务于为具有创新风险的开发公司获取资本。

　　这样的发展显然是新熊彼特理论关于金融部门伴随实际部门的增长而增长，并促进实际部门发展思想的实践基础。在新熊彼特理论看来，金融部门不能脱离实际部门单方面盲目扩张自己，由此应当对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未来导向，这种导向的必要性来自于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实际部门企业家的长期目标。这是因为:第一，潜在的技术突破的短期信号可能在金融领域被误解，引起预期的正反馈。这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上的“泡沫效应”，最后造成实际部门的崩溃。第二，为了降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角色被引导缩短他们的决策时间。如强制性的季度报告的采用或许可以提升控制的可能性，但同时却剧烈地破坏了实际部门的公司一方长期承担创新责任的可能性。

　　新熊彼特理论的未来目标使它有必要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的作用。在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中，这种作用被定义为稳定消费品价格或者低通胀率。反对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被看作是规范货币和流动性供给，固定短期利率。在新熊彼特理论中，这些工具仍然是重要的，不同的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方面，货币和流动性供给的更高目标不是单纯的稳定物价，而是培育新熊彼特创新动力，这个创新动力是现代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基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必须持续地考虑一个经济系统的实际部门和金融领域的共生关系。例如，一个廉价流动性的政策，初始目的是引导和加速经济增长，或许很容易将一个常规的新熊彼特过程转变成为一个极活跃的动态。由于这个趋势造成了金融方面及财产和能源市场上的爆炸性“泡沫”，巨大的投机资金进入市场，试图最大化短期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从新熊彼特的视角看，中央银行有一个观察和控制这种通货膨胀趋势的任务。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这种趋势比过去消费者价格膨胀趋势显得更加重要。对此，可用Amendola和Gaffard(2005)的话进行小结:中央银行面临的具有创新和增长变化过程的真正问题是，应对金融限制对实际限制的影响——这些限制决定着经济演化，从而最终决定着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不是它们的价格稳定责任的信用问题。

　　(四)新熊彼特理论中的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能够从伴随每一种创新的不确定性的持续性和不可避免性中得到解释。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概念暗含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的思想:在每种创新过程中，都发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但要预先知道谁是创新博弈中的赢家和输家是不可能的。据此，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给各经济角色投下了“无知之幕”。从这个意义上讲，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的思想可转化为新熊彼特理论的内容。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能够同意“社会契约”，以应对创新过程的独特性和无法确切估量的后果。这个社会契约须由国家权威制定和执行。”在新熊彼特理论中，有足够的适用于公司角色的社会契约，规定对不确定性创新活动的支持和创新成功情况下的社会责任。

　　新熊彼特理论中的公共经济理论，除了指导偏离和设计各种公共活动(包括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外，还包括激活经济发展潜力。在这个意义上，全部的公共干预都应仔细审查，看是否支持或阻碍经济发展潜力的激活，据此，引导公共活动的未来目标。两种类型的失败使这一目标陷入危险:一是早期抛弃很有前景的机会的危险;二是在耗竭的轨道上逗留太久的危险。这两种情形都会使未来发展的资源被浪费，需要政策干预。为什么经济和经济角色趋向于这样的失败呢?潜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原因经常来源于不确定性，潜藏于经济过程和新事物的复杂性本质。

　　新熊彼特规范性政策任务的一个例子是消费者决策的“优先欲望”选择，或许因为消费者会过低地估计他们在教育等方面的新消费活动，造成社会对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如研发等投入过低。这就需要公共部门提高经济角色对相关新商品和活动的益处的知识，支持消费者消费和使用，从而引导生产，发展新产业。第二个例子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创造性毁灭”过程。这经常与劳动者素质过时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剧烈的误配失业问题——新素质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获得，素质过时的劳动力则大量存在。从新熊彼特视角看，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误配，不仅需要公共部门劳动政策的管理设计，而且需要公共部门积极的未来导向和知识基础设计。新熊彼特规范性政策任务的第三个例子源自于相互作用领域，尤其是应对国际政策协调日益增加的需要，新出现的经济领域挑战国际和超国家的政策协调。一方面，由于增长的市场和全球化，规模经济成为国家政策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强有力地依靠专业化和分工:大经济区域的创造性潜能需要开发异质性的区域禀赋予以满足。因此，对于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区域层面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政府应当制定和执行支持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