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山学社的 巴黎的回忆会议

　　1938年4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23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划成立一个“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1938年8月，成了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计划泡汤了。

　　战争结束后，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要想搞某种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结出了果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让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的目的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明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因为这“多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奥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奥伊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成员，该学派对于西德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 。30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跟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散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还应该出版一本自由主义学报。这件事后来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而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理查德·考奇特的记载，跟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有关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于“1945年11月给苏黎世大学学生发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个星期以讨论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来准备给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1946年一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1947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

　　会议于4月1日到10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的朝圣山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在会前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识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支为自由而战的军队。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导舆论。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决不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优势”。

　　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被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将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会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

　　来自10个国家的39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17人来自美国，8人来自英国，4人来自瑞士，4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1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这群人的多样性，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他这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欧。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士，后来有4人占到与会者人数的10%以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