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领导的研究进展

　　变革型领导理论发展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国外对变革型领导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国内对它的研究除了本土化的过程外，也作了一些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1.关于变革型领导的结构维度。

　　在台湾省，吴静吉、林合懋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开发了第一个中文测量表，华东师范大学的孟慧(2004)也通过对企业管理者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变革型领导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和构想信度。中国人民大学李超平等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虽然变革型领导的构想效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并不理想，于是根据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特点，在中国企业环境背景下，根据Bass的问卷编制出有中国特色的变革型领导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德行垂范、愿景激励、领导魅力、个性化关怀，问卷的信效度较好，适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并进行相关的研究。

　　2.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

　　在国外，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领导有效性的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指标：绩效和情绪反应。绩效的测量指标包括：客观绩效(实际的绩效数据)、主观绩效(管理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的评价)、额外努力、上级领导评价等；情绪反应包括员工满意度、对领导的满意度、组织承诺、 组织公民行为等。许多现场研究、实验室研究、现场实验和分析，结果都表明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的正向指标有正向的关系，而与负向指标有负向的关系。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超平等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孟慧(2004)也通过对企业管理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及其四个维度对于预测领导有效性具有预测力；河南大学的田丽丽(2005)研究得出：中学校长的变革型领导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教师的组织承诺呈显著的正相关。

　　3.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关系研究。

　　关于这两种领导类型的对比研究国内外都有很多涉及，国外的学者一般认为，变革型领导是建立在交易型领导的基础上的，会对下属有额外的影响效果。Hater和 Bass(1988)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普通的管理者，变革型领导与下属的有效性及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要比交易型领导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强，优秀管理者在变革型领导上的得分要高于普通管理者的得分。Lowe等(1996)对以往的 38 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也表明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的各项指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在 Sosik、Avolio及Kahai(1997)针对团队所进行的研究中，也显示了变革型领导对于团队效能的影响比交易型领导要大。在我们国内，徐长江和石堪也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并且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二者是共存的、互相补充的，交易型领导不一定过时，而变革型领导也并不是灵丹妙药，什么样的领导方式有效还必须要因人、因时、因地采用灵活的方式加以处理。研究得出变革型领导与领导—员工关系的亲密程度有关，亲密时适宜，不亲密要用交换型领导风格；与群体凝聚力的关系，当群体凝聚力高时应用交易型领导，反之用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在家族企业更常见，在动荡的时期更易采用，并鼓励国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加强对交易型领导的研究。

　　4.国内的一些深入研究。

　　国内孙建国研究了变革型领导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变革型领导对组织的创新文化有影响，它们之间呈正相关。湖南大学姚艳红、李果研究了认知图式与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关系，得出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差异，实质上是由领导认知图式的差异引起的。这些认知图式的形成包括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培训经历的不同等。李超平、孟慧、石堪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在另一个研究中论证了心理授权对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愿景激励与德行垂范通过工作意义影响员工满意度与组织承诺；愿景激励通过自我效能影响组织承诺。华东师大的孟慧做过许多关于变革型领导的实证研究，其中关于领导特质方面的一项得出，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认真性特质能够有效地预测下属的工作满意感,其中下属知觉的变革型领导是管理者的认真性和下属工作满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而这一中介效用主要是通过变革型领导的两个子维度——领导魅力和智力激发来实现的。另一项关于管理人员的特质目标定向与变革型领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特质目标定向对下属知觉变革型领导具有极其显著的预测力,而三种特质目标定向中,具有学习目标定向可以有效地预测下属将管理者知觉为变革型领导,回避目标定向和证实目标定向则对下属知觉变革型领导无预测力。